1929年，28岁的张学良要处决东北二号人物杨宇霆，奉天元老集体求情，他掏出一枚银元连抛六次后说：这是天意，三年前他就该死了。

主要信源：（中国新闻网——神秘收据:张学良资助政友本党 希望日本更换内阁）

1929年，张学良坐在书房里，手里攥着一枚银元，这枚银元不是什么稀罕物件，边缘磨得发亮，正面是袁世凯的头像，背面是嘉禾纹。

可就是这么个普通玩意儿，几天后成了决定两条人命的“判官”。

1928年6月，皇姑屯的爆炸声把张作霖炸成了碎片。

这位统治东北多年的“大帅”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把摊子扔给了28岁的儿子。

张学良接手的奉系，表面是个整体，底下却裂成了三块：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老派、留学日本回来的洋派、还有张学良自己带的保定派。

杨宇霆就是洋派的头儿，这人文武双全，帮张作霖建兵工厂、练海军、搞外交，连张作霖都夸他“见识比我强”。

可他有个毛病，太傲。

张学良刚上位时，杨宇霆没把他当回事。

开会时张口闭口“小六子”，这是张学良的乳名，只有张作霖在家才这么叫。

私下里，杨宇霆常跟人说：“这小子懂什么？也就是命好。”

更让张学良难受的是，杨宇霆总想架空他。

1928年底，张学良决定“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杨宇霆带头反对，说“咱们的家底凭啥给别人？”

两人吵到脸红脖子粗，杨宇霆摔了茶杯拂袖而去。

矛盾攒到1929年1月10日下午。

杨宇霆拉着黑龙江省长常荫槐闯进帅府，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让常荫槐当督办，你签个字就行。”

张学良扫了一眼，文件里要把中东路的管理权从吕荣寰手里夺过来给常荫槐。

这要是成了，常荫槐就兼着交通委员长、黑龙江省长、铁路督办三个要职，整个东北的交通和财政都得攥在他俩手里。

张学良心里冷笑，脸上却没露声色，只说：“这事涉及外交，得从长计议，晚上吃了饭再谈。”

送走两人，张学良立刻叫来警务处长高纪毅。

他没直接下令杀人，而是坐在椅子上发呆。

杀杨宇霆，等于砍了父亲留下的左膀右臂；不杀，这俩人迟早要夺权。

他想起前几天杨宇霆父亲七十大寿，自己带着于凤至去贺寿，门口喊“总司令到”，满堂宾客没几个起身，等喊“杨督办到”，呼啦啦全站起来了。

杨宇霆连句客套话都没有，扭头就去招呼别人。

那一刻，张学良知道，自己这个“少帅”在对方眼里，不过是个摆设。

纠结到傍晚，张学良从抽屉里摸出这枚银元。

他后来回忆说，以前从不信这些，可那天实在没主意了。

他把银元往空中一抛，心里默念：“要是正面，就该杀。”

银元落在掌心，正面。

他又抛一次，还是正面。

第三次，依旧正面。

张学良手心冒汗，把银元翻过来：“要是反面，就不杀。”

抛出去，反面；再抛，反面，最后一次，他不敢看了，喊于凤至过来瞧。

于凤至瞅了一眼，眼泪掉下来：“我知道你要杀人了。”

银元清一色反面朝上。

这六次抛掷，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

有人说银元被人做了手脚，有人说杨宇霆府上的术士早就算出“扬长而去”。

可对张学良来说，这不过是给自己找个台阶，既然“天意”如此，那就别怪我手黑。

他咬咬牙，对高纪毅说：“把杨、常二人处死，立刻执行。”

晚上7点，杨宇霆和常荫槐准时赴约。

两人刚在老虎厅坐下，高纪毅带着卫兵闯进去，没给辩解的机会，几声枪响，血溅在墙上挂着的虎皮上。

张学良坐在隔壁屋里，听着枪声，心脏狂跳。

等卫兵来回话，他拉着参谋长荣臻的手说：“你摸摸，我心还跳呢。”

荣臻吓了一跳，才知道杨、常已经没命了。

杀了人，张学良心里并不踏实。

他给杨宇霆夫人写信，送了一万大洋治丧费，还特意派兵守住杨家，不准族人争家产。

对外公布的罪名是“阻挠统一、结党营私”。

可奉系的老派人物心里都清楚，这是少帅在立威。

张作相、王树翰这些老叔伯们，嘴上不说，背地里却跟张学良拉开了距离。

孙传芳听说这事后，第二天就溜去了大连。

这枚银元，张学良锁进了铁柜。

后来他被软禁几十年，走到哪儿都带着它。

晚年在夏威夷接受采访，他说：“杀杨宇霆前我不迷信，杀完不得不信。”

这话听着像认命，其实藏着后悔。

杨宇霆虽然嚣张，却是奉系里最懂日本的人，他在日本读过书，会说日语，跟日本军政界都熟。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里再没人能像他那样跟日本人周旋。

张学良后来常说：“要是杨宇霆在，日本不敢那么放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冲动，一枚银元的“天意”，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

张学良用这枚银元换来了东北军的表面统一，却也亲手拆掉了抵御外敌的一道防线。

那六次抛掷的结果，究竟是巧合，还是他潜意识里早就想好了答案？

没人知道，唯一确定的是，老虎厅里的枪声，成了东北命运转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