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钱三强走在大街上，突然被一衣衫褴褛的老人拉住，90度鞠躬：“给我点钱！”钱三强掏出钱递给老人时，突然大惊失色道：“您怎么变成这样？”
 
叶企孙晚年最刺痛人的一幕，不是他衣衫褴褛地站在中关村街头向人讨钱，而是钱三强认出他后，他慌乱地说：“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这句话太重了。钱三强不是普通路人，而是他的学生，正在主持国家核研究。叶企孙当然认得他，可他更清楚自己身上还背着“问题”，怕一声“学生”，就把麻烦牵到钱三强身上。所以他宁愿装作陌生人，拖着病腿离开，也不愿给学生添一点风险。
 
这正是叶企孙一生最深的底色：把学生放在自己前面。
 
1926年清华物理系初创时，全系只有几名教师和7名学生。叶企孙白天讲普通物理、电磁学、光学，晚上带学生打磨仪器、建实验室，几乎一个人撑起了中国现代物理教育的起点。
 
他不是只会讲课的先生，更像是在贫瘠土地上种树的人，知道今天种下的每一棵苗，日后都可能撑起国家科学的梁。
 
他看人，也从不只看一张成绩单。钱学森留美公费考试总分不理想，他却抓住航空工程87分这个亮点，破格录取，还安排教授帮他补基础。华罗庚学历不高，他敢聘进清华；李政道年纪很轻，他敢送出国深造。
 
后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多位都与他的教育体系有关。叶企孙没有自己的孩子，却把一代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全部家业。
 
也正因如此，熊大缜的死成了他一生绕不过去的痛。抗战时期，熊大缜放弃赴德留学，投身抗日，到冀中根据地制造炸药和无线电设备，后来却被诬陷为特务、未经审判处决。叶企孙为学生奔走申冤几十年，也因此在特殊年代遭受牵连。
 
被抄家、关押、审讯、停发工资，释放后仍被隔离审查，每月生活费少得难以维持温饱。一个曾测定普朗克常数、拒绝哈佛终身教职回国的科学家，最后竟落到街头求助的地步。
 
可他最怕的仍不是穷，不是病，不是委屈，而是连累学生。钱三强看见他时，他破棉袄露着棉絮，双腿肿胀，手指变形，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钱三强想拉住他，他却挣脱离开。那不是冷漠，而是一个老师最后能给学生的保护。
 
后来，钱三强悄悄托人送钱、粮票，甚至趁夜送去鸡汤。叶企孙待遇一度恢复，也分到小屋，但多年折磨早已拖垮身体。
 
他仍读外文期刊，关心国家科技发展，从不多谈自己的苦。1977年临终前，他念着“回清华”。这个愿望，像他一生的归宿：他不是想回某一间屋子，而是想回到讲台、实验室和学生中间。
 
多年后，叶企孙终于恢复名誉，清华为他立铜像，学生们设立奖项，学者们联名纪念。有人在铜像前放花，有人在他西装口袋里插一支铅笔。那支铅笔很像叶企孙：安静、朴素，却随时准备为学生解一道题、指一条路。
 
他一生没有热闹地为自己争什么，却替中国科学托举出一代人。最心酸的是，那个托举过无数学生的人，晚年在街头遇见学生时，第一反应竟是赶紧躲开。因为在叶企孙心里，老师可以受苦，但学生不能被他拖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