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身高1.9米的王小波在家中猝死，妻子李银河把他送去火化，焚尸炉却突然出现了故障，火化师傅按了几下开关，机器也没反应，后来，他对旁边的人说：“这位先生，请你帮个忙，你的东西我不要了。”

朋友联系不上王小波，赶到家里时，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地伏在墙边。有人后来回忆，墙上甚至还能看见牙齿摩擦过的痕迹，地上落着一层白灰。那说明，他发病时曾经拼命挣扎过。

而他的妻子 李银河 ，当时正在国外做学术访问。

电话打过去时，李银河起初根本不敢相信。

就在不久前，两人还通着电话。王小波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最近身体有点累，但稿子快写完了，等她回来，再一起去吃一家新开的馆子。

谁知道，再听到消息时，已经是天人永隔。

朋友后来回忆，那几天的李银河几乎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她赶回北京后，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一直红着，却很少掉泪。

她只是沉默地整理王小波留下的书稿、钢笔，还有那台老旧的586电脑。因为她知道，对王小波来说，那些文字几乎比生命还重要。

那时候的王小波，其实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名气。

他的《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获奖，可销量并不好，许多出版社嫌他的文字“离经叛道”，不愿意大量出版。

他常常穷得叮当响，甚至对朋友自嘲：“写书赚不到钱，我去开大货车算了。”

可即便如此，他依然每天埋头写作。

朋友李静去看过他。那天王小波特别高兴，拿着刚考下来的驾驶证晃来晃去，像个孩子一样笑。他身高一米九，穿着宽大的旧毛衣，站在昏黄灯光里，显得又高又瘦。

没人想到，那竟成了最后一面。

几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低调举行。

没有太多花圈，也没有轰动文坛的大人物到场。那时的王小波，还只是少数人口中的“怪才”。来送他的，大多是亲友和几个真正懂他的编辑。

灵堂里安静得厉害。

李银河始终站在旁边，一句话不说。

有人看见她伸手替王小波整理衣领，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他一样。

仪式结束后，众人陪着一起去了火葬场。

那天天色阴沉，殡仪馆外刮着冷风。朋友胡贝帮忙打点一切，还特地买了烟酒，想塞给负责火化的老师傅。那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习惯，希望对方能“多照应一下”。

老师傅没说什么，只是摆摆手。

随后，工作人员把王小波的遗体缓缓推进焚尸炉。

就在炉门关闭的一瞬间，意外发生了。

火化炉忽然“咔”地一声，停住了。

机器没有启动。

师傅皱着眉，连续按了几下开关，炉体却始终没有反应。原本低沉的现场，一下变得更加死寂。

有人小声说：“是不是机器坏了？”

还有人忍不住往后退了一步。

因为那年代的人，对死亡总有种说不出的敬畏。尤其这种突如其来的故障，更让人心里发毛。
可那位老师傅，却一直盯着炉门。

过了几秒，他突然转过身，把胡贝递来的烟酒推了回去，低声说：

“这位先生，请你帮个忙，你的东西我不要了。”

众人一愣。

只见老师傅指了指旁边的钢架，让胡贝过去扶一下。胡贝红着眼眶走过去，两人一起慢慢推动卡住的轨道。

奇怪的是，钢架刚一挪动，机器竟忽然恢复正常。

火化炉重新轰鸣起来。

炉门缓缓闭合。

那一刻，现场有人忍不住掉下眼泪。胡贝更是当场失声痛哭，他哽咽着说：“小波是不想走啊……”

没人接话。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句话，也许真说到了他们心里。

王小波这一生，活得太孤独了。

年轻时下乡插队，当过工人、老师；后来赴美留学，又回国教书；最后干脆辞职做自由撰稿人。可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太超前，文字太锋利，很多人看不懂他，也接受不了他。

他活着的时候，作品卖不出去。

可死后没几年，《黄金时代》《沉默的大多数》却突然风靡全国。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中文还能写得这样自由、幽默、锋利又浪漫。

有人熬夜读他的书。

有人把他的句子抄进日记。

还有人因为他，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可以活得“不那么规矩”。

而李银河，则用了另一种方式陪着他。

后来，她没有把王小波的骨灰放进传统墓园，而是在郊外找到一块赤红色巨石，在中间掏出空间，把骨灰放了进去。她说，她想用一种更自由、更有诗意的方式，安放王小波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