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去世，宋美龄安慰胡适夫人江冬秀。

江冬秀当年72岁，宋美龄64岁。

一九六二年二月的南港，天还带着潮冷。
胡适上午还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院士会议，下午酒会刚散不久，人忽然倒下去。
旁边的人一阵慌，椅脚蹭地，杯盏轻响，谁也没料到，这位一辈子爱把话讲清楚的人，连一句告别都没留下。
傍晚六点三十五分，消息落定，胡适走了，七十二岁。
江冬秀也七十二岁。她坐在胡家屋里，眼前恐怕还浮着丈夫平日进门的样子。那个人外头名气大，文章写得多，朋友学生一拨接一拨，可到了家里，也不过是个要吃饭、要换衣、会被妻子念叨的丈夫。
门外花圈一层层摆着，屋里却冷得很。丧事再体面，也填不满一把空椅子。

宋美龄来了。
她六十四岁，身份贵重，见过的场面太多，可进了这种屋子，说话也得放轻。
她安慰江冬秀，未必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句子。女人安慰女人，有时就是坐近一点，声音低一点，手势慢一点。外面人谈胡适的思想、地位、风骨，屋里两个女人面对的，是一个家庭突然塌下去的角落。
早年胡适心里另有牵挂，婚事又是母亲定下的，他想过退，母亲拿不仁不孝压过来，旧礼法像门闩一样落下。
胡适终究娶了江冬秀。
不是才子佳人的戏文，也没有多少月下花前，倒像一桩硬邦邦的日子，推着两个人往前走。
这日子一走就是几十年。

胡适在外头提倡白话，谈自由，谈独立思想，回家还得听太太的脚步声。
江冬秀牌瘾重，他给她安排打牌的地方；江冬秀火气上来，他多半不硬顶。旁人笑他怕老婆，他便顺着开玩笑，说怕太太也有道理。
玩笑归玩笑，这里面有一点难得的软。
很多男人只肯把宽厚讲给外人听，进家门便换一副脸。胡适倒好，外头敢硬，家里愿软。
他年轻时也不是稳稳当当的老先生。

一九一七年，《文学改良刍议》发表，胡适才二十六岁，开口就说旧文学该改，文章要有物，不要一味学古人，不要没病硬哼，也别靠典故对仗撑门面。老规矩摆了那么多年，忽然来个年轻人卷袖子掀桌布，文坛当然有人不舒服。
他的白话诗也常被人打趣。
《蝴蝶》《老鸦》这些篇章，读起来确实有点生，像新鞋子刚上脚，硬，磨脚，不大顺。可《尝试集》贵在“尝试”二字。开路的人未必走得好看，裤脚沾泥，步子歪斜，都正常。
要紧的是他真把门推开了，后来的人再往前走，就不用每一步都同旧门槛较劲。
骂声也不是没有。鲁迅同他早年有来往，后来方向不同，笔锋冷了下来。黄侃更爱当面讥讽，拿白话文开刀，甚至把胡适家人也扯进去。
胡适多数时候不接招，不是没有脾气，是不愿把争论变成泼水仗。
可一碰到白话文是否能用，他又认真起来。课堂上，他拿电报做例子，让学生用文言拟拒绝任职的电报，学生写得很省，他用更短的白话把意思说清。不是吵赢，是把问题落到实处。
做官这件事，他也躲得清楚。

一九四八年，有人请他出来任行政院长，条件给得很足，位置也高。胡适没去。旁人觉得可惜，他心里明白，官帽戴上容易，话便不一定能照心。胡适爱惜的，不只是名声，是那点不肯让人的独立思想。
一个读书人若把这点交出去，往后写多少文章，都像缺了骨头。
一九五八年，胡适回到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上，蒋介石谈传统，也批评新文化
胡适听着不对，当场指出对方说错了，那一刻不会轻松，台下有人鼓掌，台上空气发紧。
胡适不是不懂分寸，他太懂了，才显得更刺眼。
有些人懂分寸，是为了把话咽回去；胡适懂分寸，却仍要把该说的说出来。
胡适死后，蒋介石亲往吊唁，还写挽联，说他是新文化里的旧道德，也是旧伦理里的新思想。这评价拗口，却不算离谱。胡适身上确有两半，一半向新，一半连着旧家常。他反对陈腐文字，却守住旧婚约；他讲自由思想，也讲宽恕持平；他敢当面争辩，又不轻易撕破脸。这个人不好归类，像旧木箱里放着一盏新灯，箱子旧，灯是真亮。

三月初，遗容开放瞻仰，公祭、家祭一场接一场。
儿子从美国赶回，学生、朋友、政界人物都来了。到十月十五日，胡适葬在南港旧庄墓园。
墓碑用白话写成，朴素，没有绕人的辞藻。忙了一辈子白话，到头来，白话也守在他的墓前。
再回头看宋美龄安慰江冬秀那一幕，真正动人的不在身份高低。

门外是政治、学术、悼词、褒奖令，门里只是一个失去丈夫的老太太。宋美龄伸出的那只手，碰到的不只是江冬秀的悲伤，也碰到胡适一生没法拆开的两面：大时代的风声，和小家庭的灯影。
夜深以后，宾客散了，花香也淡了，江冬秀还得面对那间屋子，屋里少了一个会回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