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6岁的白薇被丈夫搬板凳砸断脊背,婆婆扑上来生生咬断她的脚筋,她拖着血腿爬回娘家求救,那个留过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亲生父亲,开口就骂她不要脸,逼她立刻滚回婆家去。
1909年,在湖南资兴,一个浑身是血的姑娘拖着受伤的腿,爬回了自己家,她以为回了家就安全了。
她那留过学、参加过同盟会的亲生父亲黄晦,看见女儿这副惨样,第一句话不是心疼,而是破口大骂:不要脸的东西,给我滚回婆家去!
那条从婆家到娘家的路,白薇爬了整整一天。她的脊背被丈夫用板凳砸断,每挪一下都像有人拿刀在她骨头上刮。更惨的是右脚,婆婆扑上来一口咬下去,脚筋断了,血从布鞋里渗出来,在地上拖出一条长长的红印。她不敢停下来,因为她知道,停下来就是死。
可她做梦也没想到,爬到自家门口,迎接她的不是母亲的热水、不是父亲的眼泪,而是一句“不要脸”。那个她从小仰慕的父亲,那个去日本留过学、参加过同盟会、张口闭口讲“民主”“自由”“新思想”的父亲,此刻站在门槛里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一丝心疼,只有厌恶。好像地上趴着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是一件脏东西。
白薇后来在自传里写到这一幕,只用了几个字——“我父亲嫌我丢人。”
她到底丢了谁的人?丢了黄家的人。在那个年代的湖南乡下,女儿嫁出去了就是婆家的人,被婆家打成这样跑回娘家,说明什么?说明你这个女儿不会做人,说明你这个娘家没教好,说明你在婆家待不住。黄晦留过洋又怎样?参加过同盟会又怎样?那些在外面喊的“解放”“平等”,一回到家乡,全被村口的风吹散了。他骨子里跟那些没出过村的老农民没什么两样——女儿是他的附属品,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死也要死在婆家,不能死在娘家的门槛上。
白薇被逼回了婆家。后来的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没人能说清楚。她自己也很少提起那段岁月,只是在后来的文章里偶尔露出只言片语,说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说耳朵差点被咬掉一块,说有一回被关在柴房里饿了五天。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嫁人不到一年,就被丈夫和婆婆联手打成了一个废人。
她后来还是逃出来了。趁着婆家人不注意,她拖着那条瘸了的腿,一瘸一拐地跑出了村子,跑到了省城,跑到了日本。在日本,她一边打工一边读书,靠着那支被生活磨得铮铮作响的笔,写出了《打出幽灵塔》《炸弹与征鸟》这些震动文坛的作品。鲁迅、田汉、郭沫若都捧过她的场,称她是“我们的女战士”。鲁迅亲自给她编过小说集,在序言里夸她“文笔犀利,有男子气”。可这些光环底下藏着的,是那个被婆婆咬断脚筋、被父亲骂“不要脸”的小姑娘,一辈子都没养好的伤。
白薇的故事最让我难受的地方,不是她被婆家打成了残废,而是她最亲的人在那一天选择了背过身去。黄晦不是没文化的人,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他留过洋,他参加过同盟会,他在外面跟人谈革命、谈现代、谈平等的时候,头头是道,慷慨激昂。可轮到自己的女儿被婆家打断了脊背爬回来求救,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女儿受苦了”,而是“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给我滚回去”。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荒诞的一幕——那些在外面喊“新思想”喊得最响的人,关起门来,比谁都封建。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新思想”是拿来要求别人的,不是拿来要求自己的。在外面谈平等是为了出风头、挣面子,可在家里,女儿的地位永远不如儿子,面子的地位永远大于亲情。白薇的那条腿,不只是被婆婆咬断的,也是被她父亲的冷漠锯断的。
后来白薇写过一段话,我看了很多遍,每次都觉得心口发堵。她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日本留过学的革命党人,他教我读书写字,教我要做一个新女性。可当旧社会的鞭子抽在我身上的时候,他比旧社会打得还要狠。”
白薇活到了1987年,九十三岁才走。她这一辈子写了无数作品,也写过她的父亲,写过那扇关上的门,写过那条拖了一路血印的路。可她从来没有写过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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