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问女儿李敏王八为何背石碑，女儿李敏回到家后情绪低落伤心不已，这其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1958年初夏，北京昌平的关沟古道上尘土飞扬。十几辆载着测绘器材的吉普车沿山路蜿蜒，毛泽东坐在前排，身旁是刚满十八岁的李敏。车窗外，松风送来泥土的气息，也卷起几尊石兽身上的苔痕。有人指着一只高大的石龟低声议论，话音落入父女耳中，话题就此展开。
“那不是乌龟，是赑屃。”毛泽东摇了摇头，笑着纠正，“它可比寻常鳖甲尊贵。”
李敏望了望那厚重石碑，嗫嚅着：“可为什么偏要让它驮着这么沉的碑呢？”

“古人敬畏文字，便让最能负重的龙子来守护，”父亲语气平缓，“它驮的不是石头，是记忆。”
车队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放眼望去，山梁被层层脚手架环绕，工棚与战备坑道交错，一条新河道在蓝天下闪着光。毛泽东要下车查看坝基，随行干部紧跟；李敏却站在那尊赑屃前，抬头读碑，嘴角渐渐绷紧。十年苏联生活留给她一口字正腔圆的俄语，却也让她与这些篆隶汉碑隔着雾一般的距离。她只能辨认出“皇”“德”两字，其余全似蚁阵。那一刻，她忽然感到空落，仿佛被时代的潮声催着，却找不到栖身的礁石。
回程的路上，她沉默不语。夜色低垂，汽车在京密公路上颠簸，车灯刷过一段段尚未修整的土坡。毛泽东似乎看出了女儿的烦闷，递过一块江米糕，顺手拍了拍她肩：“学问这东西，像修坝，点滴得积。没什么可急的。”

李敏低声应了一句：“可我连自家祖先的字都不认全。”
“那就再学。”父亲答得干脆，“书本背后有活人、有故事，你要自己去找。”
这句“自己去找”，后来成了李敏悬在案头的小纸条。她白天在学校补习汉语，晚上翻《说文解字》《中国通史简编》。偶尔碰到难字，她会跑去请教工作人员；再难的，就攒着周末问父亲。有一次，她写信给远在莫斯科的同学，“汉字像一座座小城，每进一城，灯火就多一盏”，那股子认真劲，让收信人也动容。

赑屃的意象，也随着阅读慢慢丰满——从《山海经》到《大戴礼记》，从乾陵无字碑到明十三陵神道。她发现，这只“负碑兽”并非卑贱动物，而是龙生九子之一，担当着“铭记”与“警示”的双重职责。古人把功业刻在它背上，是在昭示后人：重担不可推诿，历史自有分量。这样的解释，让曾经的羞涩化成了好奇。
不得不说，1950年代的北京校园里，新旧观念交织。北京师范大学推行的“结合生产实际、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课程安排，既开设古典文学，也安排水利勘测和俄语。红色子弟们在《诗经》与《联共党史》中来回切换，既要懂“关关雎鸠”，也要学“列宁全集”。文化旋涡里，他们摸索属于自己的定位。

1960年春，李敏递交了北师大中文系的报名表。面试那天，一位老教授问她：“你为何想学古典文学？”她想起那只沉默的赑屃，答道：“因为它背上的碑，等着后来人去读。”老教授抬头一笑，点了点头。几个月后，她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十三陵水库的主体工程在同一年基本完工，拦河坝稳稳地挡住汛水，千顷水面映着连绵青山。工地上立起一块新碑，镌刻着参与者名单，也雕着一只昂首的赑屃。有人请毛泽东为碑题字，他挥毫写下“人定胜天”四个大字。石刻落成之日，李敏随父亲再到坝顶。风从水面吹来，她轻声道：“原来文字也能筑坝。”父亲点头，却没再说话，只是望着远方的水光，似在盘算更深远的河流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