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去世16年后，儿子首次接受采访透露：父亲的遗嘱曾被他本人亲自修改过是真的吗？
1959年初夏，大寨旱风刮了三个月，土地裂开指头宽的口子。夜里翻山越岭的挑灯声此起彼伏，山洼里唯一的水坑被照得波光闪动。有人喘着粗气问：“陈支书，这么干下去行不？”“行，水不到地，脚不停。”站在最前面的陈永贵，肩挑两桶泥浆，脚底磨出血泡也不下山。
几小时后，他把扁担往地上一放，弯腰抓一把干土，顺手抹在额头上。那一身汗水，混着黏土，成为后来“人拉肩扛修梯田”的象征。外界常把这一幕当成传奇，却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他曾被日军宪兵关了整整一年。1942年，乡里推他去当伪维持会代表，他推辞不得；加入“兴亚会”后又因不肯配合被捕。战火纷乱，农民活命已难，他在狱中日夜琢磨的，却是怎样把荒坡变良田。

出狱那年，他悄悄回村，扛起锄头，白天去地主家做短工，晚上帮乡亲修水渠。土地改革后，村里第一次把田地分给真正种地的人。他分得两亩薄田一间土窑，心里却想得更远：若是全村能合力兴修水利，亩产还能翻倍。很快，他把稀松的互助小组整合成了常年互助社，推行“谁家缺劳力，社里上门帮”的办法，先从他自家做试验，半年后便看到秧苗比往年粗壮许多。

大寨山坡陡，石头多，水从山顶泻下全数跑掉。陈永贵想出用石块拦腰垒埂，分层蓄水的土法梯田。挑土方、垒坝、炸石头，一连干到1960年冬天，四面坡面竟铺出纵横渠网。中央农业部的技术员第一次上山，围着石坝转了半圈，只说了两个字：“敢想。”也就在那段时间，他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对外界而言，这意味着荣耀；对他而言，只是多了一顶帽子，回村还是得扛锄头。
劳动模范制度当年被寄予厚望。中央需要从农村选拔“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陈永贵的名字因此频繁出现在简报上。1964年春，北京的电话打到大寨：“让陈永贵进城开会。”那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会后的一天夜里，钓鱼台灯火通明，周总理握住他满是茧子的手说：“农业部缺个懂行的人，你来坐镇可好？”陈永贵憨笑，回头望望身后的泥鞋，好半天才嗯了一声。

1975年1月，他在人民大会堂宣誓就任国务院副总理，从此西装代替了粗布褂子。可无论北京多热闹，下班后他总爱到东郊农场转悠，蹲下捏一把土，问墒情看苗色。5年里，他跑遍数十个省县，吵过会议，也当众把自己批得灰头土脸——他拿不准的事，宁愿回大寨找老乡掂量。1980年，他主动请辞，留下一句：“副总理不如种地踏实。”
病痛猝然而至。1985年春，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住进北医三院一间单人病房。整理遗物时，家里才发现全部积蓄不到九千元。他拉着长子袖口说：“留三千给集体交党费。”儿子皱眉：“爹，咱家就剩这点积蓄了。”他咳得厉害，却仍坚持：“钱是小事，集体不能少一分。”最终，在家人再三劝说下，遗嘱数字被改小，只保留象征性的一笔，其余用于补贴家用。

1986年3月，72岁的陈永贵在凌晨两点合上双眼。灵柩停在村口，老乡们自发拿着锄把做了简易拱门。那个多石少土的小山沟，因为他的倔强与时代的扶持，从贫困到自给，再到成为全国样板；而他自己，则用一生在“农民”与“国家干部”之间反复转换，直到最后一刻仍想着那张党费收据。这份看似朴素的执拗，或许才是大寨故事最难复制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