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1971年病逝后，王定国专程寻问中央：我现属于什么级别，应分配哪类住房？
1929年隆冬，川东石板沟一座破败的土屋前，十二岁的王定国抱着柴火，抬头看见一队灰布军装掠过山坳。有人低声告诉她：“这是红军。”那一刻，命运的小火苗被点燃，她决定跟随这支队伍去看看外面的天地。
五年后，红军踏上漫长征程。王定国已是妇女独立营里的小官，日夜忙着发粮、缝军装，也要跟着剧团在篝火旁唱《十送红军》。夹金山顶，她双脚冻裂，两个脚趾发黑坏死，她咬牙割掉伤肉，缠上布条继续行军。同行的女兵安慰她：“歇一会吧。”她摆手，“路不停，我也不停。”年轻的顽强刻进血脉。

彼时，另一条战线上，五十出头的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主持司法工作。怒江以西一场保卫战刚结束，他在昏暗油灯下伏案，起草《陕甘宁边区司法原则》。同僚劝他早些休息，他回一句：“案卷不等人，拖一日，百姓多一日不得伸冤。”那份锋芒与温度，此后数十年未改。
1938年冬，两人在延安窑洞第一次对视。王定国奉命来做联络，推门见到谢觉哉伏案写稿，灰白胡须微微颤动。短暂寒暄后，谢觉哉说：“同志，坐，先喝口水。”王定国敬了个军礼，“报告首长，妇女营王定国来报到。”从此，一段坚实的革命伴侣关系在战火中开始。
多年后，和平初定。谢觉哉担任要职，整顿司法机构，每天沉在卷宗里，一支铅笔能用到只剩半寸。1963年，他七十九岁，仍坚持去南方调研基层法院。盛夏高温，火车颠簸，他在车厢里勾画条例。回京第四天，早餐时突然右侧无力，筷子落地作响。医生诊断为脑血栓，半身瘫痪，手术成功率不足三成。可他心里惦念的是尚在“审查”中的王定国。

1968年，运动最激烈。王定国被扣上“问题人员”帽子，关进小屋日夜交待。探望无门，谢觉哉只能倚靠病榻，以左手写下长信：“如若无凭，请还我同志自由，她是清白的。”信送到中南海，周恩来批示调查，几天后，王定国走出阴暗的看守所。病榻前，她俯身握住老人的手，“老谢，我回来了。”他眨眨眼角，嘴唇微动，未及言语，泪水却先落下。
1971年6月的一场闷热夜雨，谢觉哉停止呼吸，终年八十七岁。治丧期间，组织安排在西长安街为遗孀预留了一套宽敞的干部公寓。王定国拄着拐杖到办公室报到，她先问：“我什么级别？”接着又问：“按级别，该住多大面积？”工作人员诧异，说明标准。她沉默片刻，“那就按最低的来，多出的我不能要。”

寡居后的生活一度清冷。房门常开，邻里见她早出晚归，手里拿着成叠文件。她在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来回奔走，搜集丈夫从大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后近五十年的手稿。有人劝她保重身体，她笑答：“手上有东西，心里就不荒。”
1978年春，胡耀邦见到这位身形单薄的老人，嘱咐：“把老谢的东西整理出来，是功德。”王定国回去加了被褥垫膝，趴在小桌，日夜誊录。散落在各地的判决书、杂文、诗歌，最终汇成厚重的《谢觉哉文集》。那一年，她被推选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仍然每天骑着旧自行车往返，不愿坐配给的小轿车。

有人好奇，这位九旬老人何以总昂首行走。2004年，她回到泸定桥，双手攀索板，缓缓蹚过滔滔大渡河。桥那头的年轻记者追问感受，她微笑着答：“当年走过枪林弹雨，如今怕这点风吗？”简短一句，把半个世纪的硝烟、磨难与执念一并交代。
回看这对革命伴侣的轨迹，命运将他们推向急风暴雨的前沿：枪声中相识，病榻前相守，政治洪流里同生共死。谢觉哉用生命写下公正，王定国以余生守护记忆。他们没留下巨额财产，没有深宅大院，却在档案、书页和故纸堆里，为后来者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脉搏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