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逝世后，周福明亲自为老人家最后一次理发，安详的面容让众人动容！
1976年9月10日凌晨两点过后，值班电话忽然响起，灯光映在厚重木门上，走廊里一片寂静。中南海西楼的守卫只说一句：“周师傅，去吧。”
周福明拎着那只用了无数次的黑皮工具箱，没再问缘由。他懂，这一趟恐怕是他手中剪刀最后的使命。十七年里，这把剪刀随着他从杭州的长桥边一路走进最高机要处所，如今将为一段时代划下句点。
人们常把警卫、秘书视为领导身边最近的人，却少有人注意到理发师。实际上，在保密制度严苛的年代，剃刀离首脑仅一指之遥，挑选更苛刻。1959年冬，毛泽东在杭州休养，原本随行的理发老曹急病高烧。临时空缺一小时内必须填补，浙江公安厅接待五处的名单最终停在“周福明”三个字。那年他不过23岁，刚被评成“青年标兵”，手上的推剪却已是杭州城里数得着的。

首次见面，主席泡在南屏游泳馆池边，见年轻人局促，主动招呼：“小周，水烫不烫？先把手伸进来试试。”周福明木然点头，掌心贴水，心里只剩一句话：“稳住，别抖。”半小时后修整完毕，毛泽东摸了摸鬓角，说：“还行，比老曹快。”一句轻描淡写，决定了他此后数千个日夜的行程。
理发以外，他很快发现这份差事远非技艺单薄。睡前药、室温高低、台灯角度、甚至茶杯滤网粗细，都可能影响最高统帅的心情与健康。有一次，毛泽东签发文件写到深夜，批示纸张垂落案前，周福明悄声把桌面加高一寸。“这下不累手了。”主席抬头，点了点头，没有多言，却从此每到外地，总吩咐带上那张新式桌子。

贴身服务意味着随时承担误判的风险。1971年夏夜，天安门城楼风大，主席额头汗珠滚落，周福明递手帕过去。毛泽东低声说：“风刮得紧，别乱动，让它自然流。”事后内部小会上，他顺口提醒警卫：“场合不同，动作要想后果。”周福明面上应声“记住”，心里却暗叹万般谨慎仍难免触碰规矩。
对话往往简单，分量却重：“头发长了，”毛泽东摸摸脑后，“抽空解决一下。”——“听您的，今晚十点行吗？”——“十点半，我要看材料。”——“明白，十点四十见。”如此三句，便排定了夜里所有日程，国务院的电报也要为这十分钟错峰送达。

工作之外，疾病相随。1967年初，体检报告上写着“肝功能异常”五个字，周福明却把诊断夹进抽屉，继续排班。李银桥提醒他去休息，他摆手：“我这点小恙，按时吃药就行，误不得首长。”那两年，毛泽东反复失眠，夜半起身看书批文，理发师与医护、秘书轮番坚守，房门外的木地板被来回踩出浅浅光痕。
时间掠过，1976年的阴霾愈浓。1月，周恩来病逝；7月，朱德离去。每一次噩耗传来，周福明都在走廊尽头看见主席背手踱步的身影，更坚信自己那把剪刀不能离身。
9月9日22时许，呼吸机的节奏已极微弱。医护准备遗体整理，周福明轻声提出：“让我把头发梳理好。”值班人员交换目光，默许。凌晨，他以惯常的节拍推开房门，剪刀轻响。那回，没有须后香皂，也无需镜子，只有低亮度的壁灯和轻轻合拢的被角。十分钟后，他缓缓收起工具，轻声道：“主席，理好了。”

折身离开时，周福明回望，灯下的面孔平静，似乎仍在假寐。外间钟表指向三点，他把剪刀放回箱内，扣好锁扣，贴上封条。十七年，约一千八百次，从汪庄到中南海，这把剪刀终于停了。
很多人后来好奇那夜情形，周福明只淡淡一句：“样子很安详。”更多的，他闭口不言。有人说，那是职业操守；也有人说，近距离的历史往往沉默。无论如何，那柄旧剪已成档案馆里的展品，默默提示人们：宏大的时代里，微小的手艺与忠诚，曾被置于舞台的最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