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毛主席三次题词的烈士谢子长，与刘志丹齐名，是西北革命斗争中令人敬仰的双星！
1925年深秋的安定县，征粮、拉夫、苛捐杂税一股脑儿压在农户肩头，人们把镢头扛在肩上，却仍换不来一口饱饭。就在这片黄土塬上，28岁的谢世元——后来人们更熟悉的“谢子长”——在村学堂里放下粉笔，抬腿踏进了县民团的大门，他说：“枪杆子也得管老百姓的饭碗。”这句话被乡亲们传了好多年。
若溯源，他的选择并不突然。1919年，谢子长就读陕西省立一中，接触到新文化思潮；1922年春在家乡办学，见识了饥民无米下锅的窘境；当年秋赴太原学兵团，他学军事，又暗中研读《共产党宣言》。1924年在北京党组织吸收下入党，随后返回陕北。地方军阀井岳秀的队伍横征暴敛，他干脆把民团改名“自卫队”，实行士兵自治，先后把百余名青年士兵发展为党员，悄悄在营盘里栽下“红色火种”。

火种要成燎原之势并不容易。1927年10月14日深夜，清涧城枪声大作，谢子长率领两个营发动起义。三天后，与延川、宜川队伍会合，兵员增至1700余人。可缺弹、缺粮、缺医的窘境摆在面前，敌军又四面合围。队伍一路转战到韩城西庄镇时，只剩下百十号人。有人悄悄埋怨“还不如散了”，他却咬牙说：“败，不等于完；活着，就还有法子。”话音未落，大家跟着他钻进了秦岭深处。
短暂喘息之后，他把目光瞄准敌军内部。1929年春，他化名“秋阳”，凭着旧日同窗关系打进宁夏苏雨生部，被任命为旅长。半年时间，先后吸收60多名官兵入党，并训练出一支“学兵队”。然而策反终究仅能“借屋”，难以“置业”。三道川突围不成，这张牌被迫收手。经验换来教训：要在西北生存，单靠兵运不够，必须抓住乡土这条命脉。
1931年9月，他带着残部溜进甘肃南梁，碰头刘志丹、赵连璧等三支绿林系武装。南梁山高林密，地瘠人稀，正适合游击。他把“闯王寨”“五老会”等民勇化零为整，按排级编制重新训练。10月，陇东暂编13师奉命对这支“匪伙”名义上收编，给足枪械、布匹、军饷，谢子长顺水推舟接过“警备骑兵第二旅”番号，却把政治工作悄然嵌进去，成立党支部、严明纪律。1932年2月12日，部队公开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360余名指战员举起了带五角星的红旗。

游击队若没乡亲撑腰，难逃“无米之炊”。谢子长下令：“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有人半夜偷鸡，被他当众严惩；行军路上遇破窑洞，他把自己的棉被留给缺炕席的老乡；土地革命展开时，他带头把地主账簿当众焚毁，分粮、减息、免差，贫雇农第一次抬头挺胸。正因为此，灯盏湾的乡民才会在他负伤休养期间三日不绝地送柴送水。
1934年冬，西北的天风刀子一般。河口突围战中，他左腿重创，骨头露白，仍硬撑指挥。旧伤复发，脓血难止，1935年2月21日晨，他在家乡的窑洞里闭上眼睛，年仅38岁。消息传来，部队缄口无言，乡亲却嚎啕一片。安定县随后改名子长县，以存英名。

同年10月，中央红军翻雪山过草地后抵达陕北，所依仗的正是这片因游击队而成形的红色土壤。1939年，延安各界在枣树坪为他立碑，毛泽东挥毫“民族英雄”四字；1946年2月19日，万余群众冒着寒风赶到瓦窑堡公祭，碑前的黄土路被踏得比从前宽了三倍。碑阴那277字碑文言简意赅，却道尽了西北革命的来路——一支穷山僻壤里淬炼出的队伍，为后来延安根据地的建立搭好了底座。
透过谢子长的足迹，可见一个清晰脉络：先把脚扎进黄土，再谈枪口向外。他从民团起步，走过起义的峰回路转，也吃过兵运的苦头，最终选择在田埂与山梁间固根基。人在烽火中早逝，但军民融为一体的道路留存下来，成为后来整个西北乃至全国胜利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