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成功的第7年，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旭阳，你弟弟看中了市中心一套婚房，首付还差180万。你是哥哥，这笔钱该你出。”

我握紧手机，指甲陷进掌心。

7年前确诊胃癌晚期时，他们也给我打过电话。

父亲在电话那头算了很久的账，最后说：“家里只能凑10万，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你弟还要上大学，我们得为他考虑。”

那10万块钱买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温情。

我卖掉自己60平米的房子，在化疗室里吐到昏天黑地时，他们正为弟弟考进年级前50名庆祝。

“妈，7年前我治病差40万，你们说家里没钱。”

电话那头沉默了，然后母亲的声音重新响起，带着理所当然的坚定：“过去的事提它做什么？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弟结婚是大事，你这当哥的不帮衬，像话吗？”

01

“儿子，你弟弟结婚买房还差一百八十万，你是当哥哥的，这份钱理应由你来出。”

电话那端传来母亲的声音，那语气仿佛在吩咐一件天经地义的小事，全然忘却了七年之前的那场生死劫难与彻骨冰寒。

我握着手机的指节微微发白，目光投向窗外。

落日正将天际与阳江水面染成一片橘红，波光细碎地晃动着，像极了我此刻难以平静的心绪。

我站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客厅里，身后墙壁上挂着最新的体检报告，上面清晰地打印着“各项指标未见异常”的字样。

七年时光，我从死神手中挣脱，孑然一身走完了全程。

“妈，您刚才说什么？”我的嗓音有些干涩，或许是太久未曾与这个号码的主人对话了。

“你弟弟要成家了，女方那边坚持要在市中心置办房产，首付款还差一百八十万的缺口。”母亲的语调里没有丝毫商量或恳求的意味，只有不容置疑的通知。“你爸爸也说了，长兄如父，这笔钱你必须得出。”

我闭上眼，浓重而苦涩的记忆如同溃堤的洪水般席卷而来。

化疗室里那永远散不去的消毒水气味，独自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名字时颤抖不已的手腕，还有房产中介接过合同那一刻流露出的复杂眼神——那里面有同情，有惋惜，或许还有一丝司空见惯的漠然。

所有这些画面，都被母亲此刻这通理直气壮的电话轻易地勾扯出来。

手机屏幕再次亮起，这次闪烁的是“父亲”两个字。

我盯着它看了几秒，才按下了接听键。

“林旭阳，你弟弟的事情，你妈应该跟你讲清楚了吧？”父亲林建国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带着家长式的威严，透过电波传来。“你现在工作稳定，收入听说也不低，拿出一百八十万来应该不算太难。”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试图让胸口的滞闷感稍微缓解一些，那是多次化疗后留下的旧疾，每每情绪剧烈起伏时便会发作。

“爸，我目前还在租房住，手里实在没有那么多现金。”

“别跟我来这套！”父亲的声调陡然拔高，带着明显的不悦。“谁不知道你在那么大的互联网公司当技术总监，年薪好几十万，这些年怎么可能没攒下钱？再说了，你弟弟结婚成家是头等大事，你这个做哥哥的不伸把手，像什么样子？”

“爸，您还记得七年前我得癌症的时候吗……”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提起了这句话，尽管知道它可能毫无用处。

“行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提它做什么！”父亲果然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初的选择没错！你弟弟的婚事迫在眉睫，女方家里催得紧，下个月就要办订婚仪式了。你抓紧时间把钱准备好转过来。”

话音未落，听筒里便只剩下急促的忙音。

我颓然坐进沙发里，七年前那个冬天的寒意，似乎穿透了时光，再次将我包裹。

02

二零一八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我刚满二十八岁，在一家规模不大的软件公司担任程序员，每月领着八千块的薪水。

当体检报告上“胃癌晚期”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感觉周遭的空气都被瞬间抽空了。

医生平静却沉重的叙述在耳边嗡嗡作响，而我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无比清晰又无比恐惧的念头——我还这么年轻，我不想死。

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我拨通了老家的电话。

“爸，我查出来了……是癌症，胃癌，晚期。”我的声音控制不住地颤抖着。

电话那头陷入长久的沉默，久到我以为信号已经中断。

“确诊了？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父亲终于开口，声音里透着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抗拒。

“我跑了三家医院，拿到的结果都一样。”我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试图用疼痛来维持冷静。

又是令人心慌的寂静。

“那……治这个病，大概得花多少钱？”父亲问出了关键的问题，语气沉重。

“医生估算，手术加上后续化疗，最少要准备五十万。”我报出这个数字，感觉喉咙发紧。

“五十万？！”父亲的惊愕甚至通过电波化作了怒吼。“咱们家上哪儿去弄五十万？你弟弟刚考上大学，家里统共就攒下十几万块钱，那是要留给他将来娶媳妇用的！”

我的心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石头，直直地沉向不见底的深渊。

“爸，我也是您的儿子啊……”这句话说得艰难无比。

“正因为你是我儿子，我才跟你交这个底！”父亲的声音陡然变得冷硬起来，斩断了我最后一丝幻想。“家里就这点家底，全填给你治病，你弟弟怎么办？万一……我是说万一，你这钱花了，病却没治好，不是全打水漂了吗？你弟弟的人生路还长着呢，我们得为他打算！”

那一刻，我清晰地听到了某种东西碎裂的声音，或许是我对亲情毫无保留的信任，或许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暖期待。

母亲接过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她压抑的啜泣声。

“旭阳，不是妈妈心狠，家里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她的哭腔里充满了无奈，却也蕴含着某种决断。“你也知道，你弟弟从小身体就不算结实，将来少不了我们要多照顾他。你……你这个当哥哥的，体谅体谅，自己再想想办法吧。”

我握着已经发烫的手机，泪水无声地滚落，砸在冰冷的地砖上。

第二天，父母还是来了一趟医院。

他们带来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十万块钱。

“这是家里能拿出来的全部了。”母亲的眼睛红肿着，避开我的视线。“剩下的……你得靠自己了。还有，这病要是实在治不好，你也别怨我们。我们……我们总得为你弟弟考虑。”

他们把信封放在病床边的柜子上，没有多停留，也没有多问一句我的病情或感受，便转身离开了。

我望着他们一前一后消失在医院走廊拐角处的背影，整个病房空旷得只剩下仪器单调的滴答声和我自己空洞的心跳。

五十万，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

我唯一的资产，是工作五年省吃俭用买下的一套小房子。

那房子位于城郊，面积只有六十五平米，当初首付十五万，贷款三十五万，每个月要还将近四千的房贷。

虽然地段普通，装修简陋，但那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属于自己的“家”。

我联系了房产中介，挂牌急售。

来看房的人不多，毕竟位置不算好。

直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看起来精明干练的女人出现。

她在屋子里转了两圈，挑剔地看了看厨房和卫生间，然后直截了当地问我：“这房子为什么急着卖？”

“我生病了，急需用钱治疗。”我没有隐瞒，也无力去编造更体面的理由。

女人明显愣了一下，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流露出复杂的情绪：“什么病？严重吗？”

“癌症。”我吐出这两个字，感觉无比沉重。

她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权衡着什么。

“你现在要价多少？”

“六十八万，这已经比市场均价低了七八万。”我报出价格，这是中介给我的建议底价。

女人沉吟了一会儿，抬眼看着我：“我出五十八万，全款支付，三天之内办完过户手续。”

我知道她在趁人之危，压低了价格。

但我更知道，躺在医院账户里的治疗费每天都在增加，我已经没有时间和资本去等待一个更公道的买主了。

“好。”我听见自己干涩的声音回答道。

签署买卖合同的那一天，我的手抖得几乎握不住笔。

这套小小的房子，曾承载着我关于未来所有平凡而温暖的想象——把它慢慢装修得温馨舒适，遇到一个彼此喜欢的人，结婚生子，在烟火气中度过安稳的一生。

而如今，这些想象连同这间屋子一起，都将不再属于我。

卖掉房子的五十八万，加上父母给的十万，再加上我自己工作几年省下的七万块积蓄，我勉强凑齐了七十五万。

主治医生看过我的存款证明后，轻轻点了点头，说：“这些钱，应该够了。”

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但接下来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过程，才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

03

化疗的痛苦，若非亲身经历，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显得苍白。

每一次药物注入血管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排山倒海般的恶心和呕吐，肠胃翻搅，仿佛要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

吃什么吐什么，到后来甚至看到食物就会条件反射地干呕。

我的体重急剧下降，原本还算结实的身形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对着镜子时，我常常认不出里面那个形销骨立的人究竟是谁。

最难熬的其实是夜晚。

病房里通常住着两到三个人，其他病床前总有家人陪伴，低声细语，或是喂水擦身，或是说些鼓励的话。

而我这边，永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听着邻床病人家属温存的关怀，感受着那份与我无关的温暖，心里某个地方就像破了一个大洞，呼呼地漏着冷风。

我尝试过再给父母打电话，不奢求他们能来，哪怕只是听听他们的声音，得到一句简单的“你好点了吗”也好。

然而，电话要么无人接听，要么就是被匆匆挂断。

偶尔接通一次，母亲的声音也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带着一种刻意的疏离。

“旭阳啊，你好好治病，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惦记。”她甚至会主动转移话题，“你弟弟这学期期末考试进了年级前五十，班主任都表扬他了，我们心里可欣慰了。”

她的语气里充满了为小儿子感到的骄傲，却对我正在经历的痛苦只字不提。

有一次，化疗反应格外剧烈，我在卫生间吐到虚脱，眼前发黑，直接瘫倒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还是值班护士久不见我出来，敲门无人应答，才发现异常，急忙喊来医生和护工，七手八脚把我抬回病床，挂上营养液，我才慢慢缓过劲来。

那天夜里，我盯着病房天花板上那块模糊的水渍，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怎么也止不住。

我想起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那年，我得了很重的流感，高烧不退。

母亲整夜整夜地守在我床边，用温水浸湿的毛巾一遍遍给我擦拭额头、脖子和手心，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我的乖儿子，快快好起来，妈妈在这儿呢。”

那时候她的眼睛里，盛满了毫不掩饰的心疼和焦虑。

可同样是她的儿子，为什么如今的我，却连她一句真心的问候都得不到？

是因为我是长子，所以天生就应该为弟弟牺牲和退让吗？

还是因为这场重病，让我在他们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沉重的、最好尽快摆脱的负担？

我想不通，也不愿意再往深处想。

求生的本能和一股不甘心的倔强支撑着我。

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活下去。

哪怕只是为了向所有人，尤其是向我自己证明——我林旭阳，就算没有所谓的家人作为后盾，也照样能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活得像个样子。

化疗的周期漫长而煎熬，足足持续了一年半。

这一年半里，我独自咽下了所有的苦水，扛过了所有的绝望。

同病房的病友和家属们都很好奇，为什么我总是形单影只。

起初我还会解释说父母在外地工作繁忙，路途遥远不便前来。

后来次数多了，我便只是笑笑，不再多言。

善良的他们接受了这个说法，并给予了我这个“孤独的年轻人”许多力所能及的照顾。

隔壁床一位五十多岁的阿姨，姓王，也是胃癌，不过发现得早，是中期。

她的女儿几乎每天下班后都赶来医院，变着花样给她炖汤、带水果，陪她说话解闷。

王阿姨是个热心肠，常常把女儿带来的营养品分我一些。

“小林啊，你一个人太不容易了。”她总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等阿姨出院了，让我家闺女给你留意留意，介绍个懂事的好姑娘。人呐，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

我通常只是感激地笑笑，摇摇头：“谢谢王阿姨，我现在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受苦呢。”

“千万别这么说！”王阿姨总会不赞同地拍拍我的手背，“你还年轻着呢，病治好了就一切都好了。阿姨看人准，你这孩子心善又踏实，将来肯定有福气。”

有没有福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必须咬牙熬过去。

终于，在经历了一年半与药物和副作用的搏斗后，主治医生在复查后，面带微笑地告诉我：“林先生，恭喜你，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达到了临床缓解的标准，可以考虑出院了。”

“真的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音都带着哽咽。

“是的。”医生肯定地点点头，耐心叮嘱，“不过出院后生活上一定要注意，饮食要清淡营养，作息要规律，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按时回来复查。只要未来五年内保持稳定，没有复发迹象，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为临床治愈了。”

“临床治愈”这四个字，像一道阳光骤然刺破了我头顶积聚已久的阴云。

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向医生深深鞠了一躬。

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

我拖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住院期间所有的个人物品，站在台阶上，眯起眼睛看向湛蓝的天空和明晃晃的太阳。

光线有些刺眼，但我却觉得无比珍贵。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我用自己的命拼来的开始。

我没有通知父母我出院的消息。

既然他们早已做出了选择，那么我的生活，从此也无需再与他们产生交集。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小小的单间，只有十几平米，仅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简易衣柜。

安顿下来后，我便开始投简历，寻找工作。

长达一年半的空窗期，加上“癌症康复者”这个并不光彩的标签，让我的求职之路举步维艰。

“林先生，您的简历显示您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工作，方便透露一下原因吗？”几乎每一位面试官都会提出这个疑问。

起初我还试图坦诚：“是因为生病住院了。”

“哦？请问是什么疾病呢？”对方通常会追问。

“……胃癌。”我艰难地回答。

然后，我便能看到对方脸上的表情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探究转为惊讶，继而变成一种混合着同情、疑虑和疏离的复杂神色。

“那……您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适应我们这份工作吗？可能需要经常加班。”面试官的语气会变得谨慎而官方。

“我已经康复了，医生证明我可以正常工作，我的体力也没问题。”我总是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

“好的，我们了解了。您的情况我们会综合考虑，有消息会再通知您。”标准的结束语，而我知道，这通常意味着再无下文。

积蓄在一天天减少，房租和生活费像两座大山压在心头。

焦虑如同藤蔓，渐渐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难道我好不容易从病魔手中抢回一条命，最终却要困窘地倒在这间狭小的出租屋里吗？

就在我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一家名为“创未来”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面试我的是一位三十出头的男性HR，他看过我的简历和技术测试结果后，并没有纠结于我简历上的空白期。

“林先生，您的技术功底很扎实，项目经验虽然中断了，但基础还在。”他语气平和，“我们公司规模不大，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更看重的是能力和潜力。每个人都有可能需要第二次机会，我们愿意给您这样一个机会。”

那一刻，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谢谢……真的太感谢您了！”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不必客气。”HR笑了笑，“好好干，用实力证明你自己，也证明我们的选择没有错。”

我用力点头，将这份知遇之恩深深记在心里。

我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根将我拉出泥潭的救命绳索。

进入“创未来”后，我拿出了比以往拼命十倍的努力。

每天最早到公司，最晚离开，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项目开发中。

我不仅要追上因病耽误的技术更新，更要做出成绩，来回报这份难得的信任。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三个月后，我主导优化的一款企业级应用，成功帮公司拿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百万级订单。

庆功会上，年轻有为的老板亲自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当着所有同事的面宣布：“旭阳是咱们公司的功臣！从这个月起，薪资上调百分之三十！大家都要向旭阳学习，公司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位认真付出的伙伴！”

掌声在耳边响起，我端着酒杯，眼眶微微发热。

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坚持，在那一刻，似乎都找到了意义。

我的职业生涯，就这样触底反弹，开启了新的篇章。

接下来的几年，我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勤勉的态度，在公司里稳步上升。

从核心开发工程师到项目组长，再到技术部经理，最后坐到了技术总监的位置。

薪酬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月薪八千，一路涨到了年薪四十万。

这期间，我恪守医嘱，每半年回医院进行一次全面复查。

每一次，当医生看着化验单，微笑着对我说“指标很稳定，继续保持”时，我悬着的心才能稍稍放下。

“林先生，像您这种情况，能恢复维持得这么好的，确实不多见。”一次复查时，年迈的主任医师这样对我说，“可以说，您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继续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您的前景是乐观的。”

奇迹吗？我在心里默默摇头。

这不是奇迹，这是我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一点点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

是无数次在呕吐和疼痛中咬紧牙关，是独自面对空荡病房时咽下的孤独，是身无分文时对生存最本能的渴望，共同铸就了今天这个看似“正常”的我。

整整五年过去了，癌症没有复发的迹象。

按照医学界的普遍标准，我已经可以被认定为“临床治愈”，算是真正挣脱了那道死亡的阴影。

这五年里，我和老家那边，保持着一种心照不宣的、彻底的静默。

偶尔，在极度疲惫的深夜，或者看到别人家庭团聚的场景时，记忆的闸门会不受控制地打开，童年一些零星的、温暖的片段会浮现出来。

但紧接着，医院走廊里父母决绝离去的背影，电话里他们冷漠的推诿，又会像冰水一样浇灭那一点点温度。

我曾试着为他们寻找理由，或许他们当年真的有难以言说的苦衷？

毕竟，他们养育了我二十多年，供我吃穿读书，血脉亲情总不该是假的。

可这个念头刚一升起，就会被更强大的事实击碎：如果真的在意，又怎么会在亲生儿子命悬一线时，选择袖手旁观，甚至说出“钱要留给你弟弟未来”这样的话？

想不通，索性就不再去想。

人总要向前看，沉溺于过去的怨恨，除了折磨自己，并无益处。

就这样，七年时光倏忽而过。

今年，我三十五岁，在一家颇具规模的互联网公司担任技术总监，年薪可观，生活稳定。

虽然仍旧租房居住，尚未购置属于自己的房产，但比起七年前那个躺在病床上绝望等死的年轻人，已然是天壤之别。

我原以为，我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纽带，早已在七年前那场病痛中无声地断裂、风化，最终归于尘埃。

我们将会是彼此生命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在平行的轨道上再无交集。

直到今天，母亲那通理直气壮的电话，如同一块巨石，狠狠砸碎了我这份自以为是的平静。

04

挂断父亲的电话后，我在沙发上坐了许久，直到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下来，城市的霓虹灯次第亮起，在江面上投下流动的光影。

一百八十万。

这个数字在我脑海里盘旋。

他们是如何能如此平静而理所当然地开这个口的？

这些年来，我的收入确实逐年增长，但七年前那场大病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

康复后从头开始，租房、生活、必要的营养调理，每一项都是开销。

我虽然努力储蓄，但七年的时间，我也仅仅攒下了六十多万的存款。

况且，退一万步讲，即便我真的拥有这一百八十万，我又凭什么要拿出来给林晨宇买房？

林晨宇，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比我小七岁。

我的生母在我六岁那年因病去世，两年后，父亲娶了现在的母亲，次年便有了林晨宇。

平心而论，继母在最初那些年对我还算可以，至少在物质上未曾短缺，该有的吃穿用度都有。

但自从林晨宇出生，这个家的重心便无可逆转地偏移了。

所有好的、新的东西，理所当然都是弟弟的。

我想要点什么，哪怕是必要的学习用品，也总要听到一句“先问问你弟弟需不需要”。

我理解，毕竟不是亲生骨肉，有些差别实属正常。

所以我从小就学会了懂事，学会了不争不抢，努力学习，用优异的成绩换取一点点关注，然后早早自立，尽量不给家里增添负担。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种差别对待，最终会演变成在我生命垂危之际，他们可以为了保全弟弟所谓的“未来”，而轻易放弃我的“现在”。

现在，时过境迁，他们竟然又能如此理直气壮地要求我，拿出几乎是我全部积蓄三倍的钱，去为林晨宇筑起一个安乐窝？

荒谬，又让人心寒。

我拿起手机，在通讯录里找到父亲的号码，指尖悬在屏幕上方，犹豫了半晌，最终还是按了下去。

“爸。”

“怎么？想通了？”父亲的声音带着一丝急迫，似乎笃定我会屈服。

“我想问问，晨宇他自己工作也有些年头了，难道一点积蓄都没有吗？”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

“他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父亲的语气立刻变得不耐烦，“在个小公司做行政，每个月到手五六千块，自己花都不够！再说了，我和你妈这些年省吃俭用，加上晨宇自己攒的，七拼八凑也才弄到一百二十万。剩下的一百八十万缺口，必须由你来补上！”

“为什么必须是我？”我追问。

“因为你是他哥哥！是家里的长子！”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从古至今，哪有当大哥的不帮扶弟弟的道理？你现在混出名堂了，年薪几十万，拿出这点钱来支援家里，不是天经地义吗？”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胸腔里翻涌的钝痛。

“爸，七年前，我躺在医院里需要五十万救命的时候，你们给了我十万，然后就让我自生自灭。我卖掉唯一的房子，一个人熬过了所有化疗。那时候，你们怎么没说‘必须’帮我？”

电话那头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略显粗重的呼吸声传来。

“过去的事，老提它有什么意思？”父亲的语气显得有些僵硬和不自然，“你看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说明我们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要是当时把家底都掏给你治病，万一……你弟弟现在怎么办？他的婚事怎么办？”

我感到一阵彻骨的凉意，伴随着荒谬的苦笑。

“所以，在您和妈心里，我的一条命，还比不上晨宇的一套婚房重要，是吗？”

“你这是什么混账话！”父亲显然被激怒了，声音如同炸雷般在听筒里响起，“我们养你这么大，你就是用这种态度跟你老子说话的？”

“养我？”压抑多年的情绪，终于在此刻冲破了理智的闸门，我的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了，“我十八岁考上大学之后，就没再花过家里一分钱！学费是我申请的助学贷款，生活费是我自己做家教、打零工挣来的！工作后，我省吃俭用，每个月还往家里寄钱，直到我生病！你们到底给过我什么？除了那十万块‘买断费’？”

“林旭阳！”父亲暴怒地吼叫着，“你别给脸不要脸！你弟弟结婚是头等大事！这钱你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不然，你就永远别进这个家门，我们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嘟嘟嘟——”

狠话撂下，电话被干脆利落地挂断。

我握着手机，手依然在微微颤抖。

胸口的闷痛愈发清晰，提醒着我那场大病留下的烙印，也提醒着我与这个家庭之间，那道早已深不见底的裂痕。

第二天，母亲换了一个号码打了过来。

“旭阳啊，你爸昨天在气头上，说话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母亲的声音放软了许多，试图采取怀柔策略，“但你弟弟的事真的是火烧眉毛了，女方家里催得一次比一次紧。你就帮帮你弟弟吧，他从小最听你这个哥哥的话，你就忍心看他因为房子的事，娶不上媳妇，打一辈子光棍吗？”

我闭上酸涩的眼睛。

“妈，我跟您说实话，我手里真的没有一百八十万。”

“这怎么可能呢？”母亲的语气里充满了怀疑，“你在大公司当领导，年薪好几十万，这都七年了，怎么可能没攒下钱？你是不是不想帮，故意骗妈？”

“我没有骗您。治病几乎花光了我所有的钱，这些年我也要生活，要租房，要应对各种开销。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存了六十多万。而且，妈，我自己也三十好几了，我也想攒钱，给自己买套房子，有个真正的家。”

“你自己买什么房？”母亲的声调瞬间变了，刚才那点温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你一个人过日子，租个房子不就挺好？既方便又省事！你弟弟是要成家立业的，没有房子，哪个姑娘愿意跟他？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光想着自己，跟亲弟弟争这个？”

一股强烈的窒息感扼住了我的喉咙。

“妈，当年我病得快死的时候，你们给了我十万。现在晨宇买房，你们开口就是一百八十万。您觉得，这公平吗？在您心里，我和晨宇，真的是一样的儿子吗？”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母亲再开口时，声音里带着一种被戳破的尴尬，但更多的是一种固执的自我辩护。

“旭阳，妈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觉得委屈。可当年家里确实是没办法啊，五十万，对咱们那种普通家庭来说，就是天文数字！而且……而且你的病那么重，医生也说希望不大，我们总不能把所有的钱、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你身上，不顾晨宇的死活吧？他那时候刚上大学，前途正好……”

“所以，你们就选择牺牲我，保全他，对吗？”我打断她的话，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母亲的声音尖锐起来，带着被冒犯的恼怒，“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怎么会不心疼？可人各有命，有些事强求不来！你现在不是挺过来了吗？这说明老天爷开眼！既然活下来了，就该多想想家里，多帮衬弟弟！你们是血亲兄弟，是这世上最亲的人，你帮他，那是本分！”

本分？

多么沉重又可笑的两个字。

“妈，如果我当年没挺过来，真的死了呢？你们会有一点点后悔吗？”我轻声问，仿佛只是在问一个与己无关的问题。

“你……你这孩子，怎么尽说些不吉利的话！”母亲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愤怒，“你是我的儿子，我怎么会盼着你死？可有些事，不是人力能左右的！好了，别东拉西扯了！钱的事，你到底是怎么个说法？”

我再次深吸了一口气，清晰而缓慢地吐出我的决定。

“这钱，我不会给。”

“你说什么？”母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置信。

“我说，我不会出钱给林晨宇买房。这些年来，我活得并不容易，我也需要为我自己的未来做打算。我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他的人生。”

“林旭阳！”母亲几乎是尖叫起来，“你这是要逼死你弟弟是不是？女方家里放了狠话，没有市中心的房子，这婚就别想结！你就忍心看着你弟弟的幸福就这么毁了？”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自己需要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的声音依旧平静，甚至带着一丝疲惫的漠然，“我帮他，是情分；不帮，是本分。显然，在我们之间，情分早就所剩无几了。”

“好！好！好得很！”母亲气得声音发抖，语无伦次，“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算我看走眼了！你等着，我让你爸来跟你说！”

“嘟——”

电话再次被狠狠挂断。

我靠在沙发背上，感觉身心都被掏空了，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疲惫。

接下来的几天，父母轮番用不同的号码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语气从最初的劝说、哀求，逐渐演变为指责、威胁，最后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旭阳，你弟弟真的很爱那个女孩，茶饭不思的，你就不能成全他吗？”

“你这点钱都不肯出，就是不孝！就是不认这个家！以后你不再是林家的人了！”

“我们含辛茹苦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书，你现在翅膀硬了，年薪几十万，就连亲弟弟都不管了？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没有回复任何一条信息，也没有接听任何一通电话，只是默默地将所有陌生的来电号码一一拉黑。

公司里细心的同事察觉到我这几天情绪低落，工作效率也不如往常，私下关切地询问。

“林总，您没事吧？看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

“没什么，一点私事，已经处理好了。”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轻描淡写地带过。

我不想，也不愿，将家里这些不堪的、充满算计的糟心事摊开在旁人面前。

那不仅于事无补，更让我觉得难堪。

然而，我显然低估了他们的决心。

这天下午，我正主持召开一个重要的项目推进会，秘书匆匆推门进来，附在我耳边低声说：“林总，前台说有位自称是您家人的老先生和老太太，还有一位年轻人，一定要见您，现在就在大厅等着，情绪好像……有点激动。”

我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

他们终究是不甘心，找上门来了。

我向与会同事简短致歉，暂停会议，起身走出会议室。

来到公司一楼宽敞明亮的大厅，一眼就看到父母和林晨宇正站在接待区。

七年不见，时光在他们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父亲林建国的背脊似乎没有以前挺直了，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皱纹纵横，但那双眼睛看过来时，依旧带着习惯性的严厉。

母亲也老了许多，眼角的鱼尾纹很深，穿着朴素，此刻正局促不安地搓着手。

而林晨宇，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已经从一个青涩少年长成了青年。

他个子比我还高一些，穿着一身看上去价格不菲的休闲装，头发精心打理过，手腕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表，此刻正皱着眉，不耐烦地打量着公司环境。

“爸，妈。”我走上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平稳。

“旭阳！”母亲一看到我，立刻上前两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眼眶瞬间就红了，“你可算愿意见我们了！”

大厅里往来的人不少，许多好奇的目光投射过来。

我感觉脸颊有些发烫，这种家庭纠纷暴露在职场环境里，让我感到极度不适和尴尬。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出去谈。”我压低声音说道，轻轻挣开母亲的手。

我们一行人来到公司楼下不远处的一家茶室，找了个相对僻静的卡座坐下。

服务员送来茶水和菜单，我示意他们稍等再点。

“哥。”林晨宇先开了口，语气有些生硬，带着明显的不满，“好久不见。”

我看着他，这个从小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弟弟。

他想要的玩具，父母总会想办法满足；他成绩稍有进步，便能得到大肆表扬；他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不顺，父母便托关系、找门路，甚至拿出积蓄支持他“慢慢找”。

而我呢？所有的路都要自己闯，所有的苦都要自己咽，连生死关头，都只能靠自己。

“你们特意跑过来，是为了什么事？”我开门见山，不想多做寒暄。

“旭阳，你弟弟下个月十八号订婚，日子都定好了。”父亲接过话头，语气是通知而非商量，“钱的事情，你到底考虑得怎么样？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准话。”

“我上次在电话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重复，“这钱，我不会出。”

“为什么？！”林晨宇猛地提高了音量，脸上浮现出怒色，“林旭阳，我叫了你二十几年哥！现在我就求你帮我这么一次，你就这么狠心？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好？”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有些扭曲的年轻脸庞，心中五味杂陈。

“晨宇，你知道七年前，我得癌症的事情吗？”我平静地问。

林晨宇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提起这个，他愣了一下，眼神闪烁，下意识地看向父母。

“知道又怎么样？”父亲不耐烦地挥挥手，像是要赶走一只恼人的苍蝇，“陈年旧事，翻出来有意思吗？你现在不是活蹦乱跳的？这说明我们当年的决定没错！”

“我想让他知道，当年你们是如何对待我的。”我的目光转向林晨宇，声音不高，却清晰有力，“七年前，我胃癌晚期，需要五十万救命。爸妈给了我十万，然后告诉我，家里没钱了，钱要留给你上大学、娶媳妇。我一个人，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扛过了手术和整整一年半的化疗。这七年里，他们从未主动问过我一句‘病好了吗’、‘过得怎么样’。现在，你要结婚买房，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来找我，要我拿出一百八十万。林晨宇，你觉得，我应该给吗？我有这个义务给吗？”

林晨宇的脸色变了。

他显然并不完全清楚当年的细节，或者他选择性地忽略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脸色难看的父母，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又没说出来。

“晨宇，你别听你哥胡说八道！”母亲急了，连忙辩解，“当年家里是真的困难！你刚上大学，处处都要用钱，我们也是没办法！可你看，你哥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选择是对的！保住了你，你哥自己也争气，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所以，你们就觉得，现在让我出这笔钱，是理所当然的补偿，对吗？”我忍不住冷笑一声，“对不起，我不认这个理。我没有这个义务。”

“林旭阳！”父亲猛地一拍桌子，震得茶杯哐当作响，引得旁边几桌客人纷纷侧目，“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这钱，你到底是给，还是不给？”

茶室里的安静被打破，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这一桌。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但胸中那股郁结多年的气，却支撑着我挺直了脊背。

“不给。”我迎上父亲暴怒的目光，声音坚定，“一分钱都不会给。”

05

“你……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手指着我，嘴唇哆嗦着，“我们生你养你二十几年，就养出你这么个六亲不认的玩意儿？”

“生养之恩？”我缓缓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们，多年来压抑的委屈、愤怒、失望，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从我十八岁成年离开家，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大学四年的学费，是我一笔笔申请的助学贷款，直到工作三年后才还清！生活费是我没日没夜做家教、发传单、在餐厅端盘子挣来的！工作后买的房子，是我自己攒的首付，自己还的房贷！你们给过我什么？除了那十万块‘买断费’，你们在我成年后的人生里，究竟扮演过什么角色？是，你们给了我生命，这份恩情，我用前十八年的顺从和孝敬还了。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早就两清了！”

“旭阳！你怎么能这么跟你爸说话？怎么这么没良心！”母亲哭喊起来，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妈知道当年是委屈了你，可家里那时候真的难啊！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非要记恨一辈子吗？”

“我说了，我没有记恨。”我的声音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种抽离般的冷漠，“我只是认清了现实。我和你们，和林晨宇，早就不是一家人了。你们的选择，我尊重。但我的钱，我的生活，也请你们不要再指手画脚。林晨宇要买房，那是他自己的事，请他自己解决。”

“哥！”林晨宇也站了起来，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是，爸妈当年是对不起你！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遇到难处了，你就不能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拉我一把吗？我是真的很爱雨晴，没有她我活不下去！哥，你就帮帮我，就当是我求你了，行吗？”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急切和理所当然的脸，忽然想起一件很久远的童年小事。

那年我大概十岁，林晨宇三岁。

我期中考试拿了全年级第一名，兴冲冲跑回家，想把成绩单给父母看。

当时母亲正在客厅，耐心地一勺一勺给坐在儿童椅上的林晨宇喂饭。

我把成绩单递过去，满怀期待。

母亲接过来，扫了一眼，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放那儿吧”，便继续专注于给弟弟喂饭，甚至没有抬头多看我一眼。

而就在不久前，林晨宇第一次清晰地喊出“妈妈”两个字时，全家欣喜若狂，父亲抱着他转圈，母亲激动得流泪，还特意用家里那台老式摄像机录了下来，反复播放。

那时候我就隐隐明白，在这个家里，我的优秀和存在感，永远比不上弟弟的一声啼哭或一个微笑。

所以我更加努力，更加沉默，用优异的成绩和早早的经济独立，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来换取一点点可能的认可。

可到头来，在我最需要认可和支持的时候，他们给予我的，是抛弃。

而在我终于依靠自己站稳脚跟后，他们给予我的，是理直气壮的索取。

多么讽刺。

“对不起。”我拿起放在一旁的外套和公文包，“这个忙，我帮不了。”

说完，我不再理会身后父亲暴怒的吼叫、母亲悲切的哭喊以及林晨宇气急败坏的呼喊，转身，径直离开了茶室，走向公司大楼。

身后，父亲那句“林旭阳！你今天走出这个门，就永远别再回来！我们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的怒吼，被茶室的玻璃门隔绝，变得模糊不清。

我没有回头。

一次也没有。

回到办公室，关上门，世界仿佛瞬间安静下来。

我跌坐在椅子上，感到一阵虚脱般的无力，以及一种深沉的、弥漫性的悲哀。

我以为彻底撕破脸皮，说出积压多年的话之后，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

可实际上，一种更庞大、更复杂的空虚感攥住了我。

那毕竟是给了我生命的父母，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无论他们如何待我，这份联结，似乎天生就带有让人难以彻底割舍的引力。

我试图打开电脑，用繁重的工作来麻痹自己纷乱的思绪，可文档上的字迹却模糊晃动，根本无法集中精神。

手机突兀地震动起来，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犹豫了几秒，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您好，请问是林旭阳先生吗？”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温和有礼。

“我是。您是哪位？”我疑惑地问。

“林先生您好，冒昧打扰。我是林晨宇的女朋友，我叫苏雨晴。”对方自我介绍道，“关于……关于房子的事情，我有些话想单独跟您谈谈，不知道您是否方便？”

苏雨晴？林晨宇的那个“非她不娶”的女朋友？

她找我做什么？是来当说客，还是另有所图？

我沉吟片刻，回应道：“可以。时间地点？”

“如果方便的话，就今晚七点半，在您公司附近的那家‘转角咖啡馆’，可以吗？”她似乎对这边环境有所了解。

“好，七点半见。”

挂断电话，我靠在椅背上，陷入沉思。

这个苏雨晴，在这场家庭闹剧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晚上七点半，我准时踏入“转角咖啡馆”。

这个时间店里人不多，我很快就在靠窗的位置看到了一个独自坐着的年轻女子。

她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穿着米白色的针织衫和浅蓝色牛仔裤，长发柔顺地披在肩上，未施粉黛，气质干净温和，与我想象中那种“逼迫男友买市中心豪宅”的势利女孩形象相去甚远。

“林先生，您好。”她看到我，立刻站起身来，微微颔首。

“苏小姐，你好。”我点点头，在她对面坐下。

服务员过来，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

“林先生，首先，非常抱歉以这种方式打扰您。”苏雨晴双手捧着面前的柠檬水，显得有些紧张，但眼神却很清澈，直视着我。“我约您出来，主要是想……想跟您说声对不起，也想告诉您一些您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对不起？”我更加疑惑了，“苏小姐，你并没有什么需要向我道歉的。”

“不，有的。”她轻轻咬了咬下唇，似乎在组织语言，“是关于买房的事情。其实……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一定要在市中心买房子。”

我微微一怔，看着她。

“事实上，”苏雨晴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决心，“我和晨宇原本的打算，是先用我们俩自己的积蓄，加上他父母支持的一部分，在靠近地铁的稍微偏远些的地段，付个七八十平米二手房的首付。地段我们看好了，价格也勉强能承受。是叔叔阿姨……是晨宇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她停顿了一下，观察着我的反应，才继续低声说道：“他们说，林家娶媳妇，不能这么寒酸，一定要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一套像样的新房，面积不能小于一百二十平。还说……这是为了林家的脸面，也是为了让我娘家看得起。”

我皱紧了眉头，隐约感到事情并不简单。

“所以，那一百八十万的缺口，是这么来的？”我问。

苏雨晴点了点头，眼圈微微有些泛红。

“这还不是全部。”她的声音更低了，带着一丝颤抖，“我后来无意中听到叔叔阿姨私下聊天……才知道，他们提出这么高的要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让您来出这笔钱。如果……如果您不肯出，他们就有理由对晨宇说，是因为您这个哥哥不帮忙，所以房子买不起，婚事才黄了。”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

“他们……想借我的手，来搅黄你们的婚事？”我的声音有些发干。

“不止是这样。”苏雨晴从随身的小包里拿出手机，操作了几下，然后将屏幕转向我，“林先生，您听听这个。这是我前天晚上，在晨宇家吃饭时，趁去洗手间的时候，偷偷录下的。”

我接过手机，按下了播放键。

录音的环境有些嘈杂，隐约有电视节目的声音，但对话内容还算清晰。

首先是父亲林建国那熟悉而略显刻薄的声音：“雨晴啊，不是叔叔说你，你家里的情况，我们也都了解了。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还有个弟弟在上中学，将来负担不轻。我们家晨宇呢，是我们唯一的儿子，从小没吃过苦，我们对他寄予厚望。按理说，以他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个家境更好、更能帮衬他的姑娘……”

接着是母亲的声音，听起来语重心长，却字字锥心：“是啊，雨晴，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模样性格都没得挑。可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你看，现在光是房子这一项，就卡在这里了。你家里帮不上忙，旭阳那边又指望不上……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阿姨是过来人，劝你一句，长痛不如短痛……”

然后是苏雨晴带着哭腔的微弱声音：“叔叔，阿姨，我是真心爱晨宇的。房子我们可以慢慢来，先买个小的旧的住着也行，我不在乎的……”

“那怎么行！”父亲的声音陡然严厉起来，“我林建国的儿子，结婚怎么能凑合？要么，你家想办法拿出一百八十万来，要么……你们就趁早断了这个念想，别耽误彼此！我们也是为了晨宇好！”

录音到这里戛然而止。

我握着手机，指尖冰凉，一股寒意从脊椎骨窜起，瞬间蔓延至四肢百骸。

原来如此。

什么女方案要市中心豪宅，什么兄弟情深必须帮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戏码！

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指望我真的会掏这一百八十万。

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让我来当这个“恶人”，当这个“不肯帮弟弟导致婚事告吹”的罪魁祸首！

这样，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逼迫林晨宇和苏雨晴分手，还能把所有的责任和埋怨，都推到我这个早已被边缘化的长子身上！

好一招借刀杀人，好一场亲情算计！

“林先生，对不起……”苏雨晴的眼泪终于滚落下来，“我本不该把这些告诉您的，这毕竟是晨宇的家事。可我实在……实在看不下去了。您是晨宇的亲哥哥，他们怎么能这样对您？利用您，算计您，甚至……甚至不惜用您的名义，来破坏自己儿子的感情？”

我缓缓将手机递还给她，喉结上下滚动了几下，才发出声音。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苏小姐。”我的声音沙哑，“真的，谢谢你。”

至少，让我看清了这出闹剧背后，究竟藏着怎样龌龊的心思。

“林先生……”苏雨晴擦了擦眼泪，犹豫着问，“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请问。”

“七年前，您得癌症的事……都是真的，对吗？像您刚才在茶室说的那样？”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求证，以及一丝不忍卒读的难过。

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言。

苏雨晴的眼泪再次涌出，她捂住嘴，努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他们怎么能……怎么能这样……”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说，“那是救命啊……您是他们的儿子啊……”

我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我也曾无数次问过自己，问过苍天，但从未得到过答案。

或许，答案本身就隐藏在人性最幽暗的角落里，让人不愿直视。

离开咖啡馆，独自走在初秋微凉的夜色里。

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可我却觉得周身被一种刺骨的寒冷包裹着。

那不是夜风带来的凉意，而是从心底最深处渗出来的冰寒。

原来，我所以为的“无奈选择”，背后是早有预谋的舍弃。

原来，我所以为的“亲情绑架”，其实是一场更卑劣的利用和陷害。

我掏出手机，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滑动，最终找到了一个律所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喂，您好，这里是正诚律师事务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电话那头传来职业、干练的女声。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法律义务，以及……在特定情况下，比如遗弃，是否可能通过法律途径，主张相应的权利或解除某些关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

“先生您好，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基于血缘产生的父母子女关系，是无法通过协议或声明等方式‘断绝’的。法律上并不存在‘断绝亲子关系’这一概念。”

律师的专业解释清晰传来，“但是，如果存在父母严重遗弃、虐待子女，或者子女成年后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却拒不履行等情形，相关当事人是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相应权利或要求对方履行义务的。请问您具体是遇到了什么情况呢？”

我听着律师条理分明的叙述，混乱的脑海中似乎有一条线渐渐清晰。

起诉……

对，或许只有法律，才能给这件事，给我这么多年承受的痛苦和不公，一个相对公正的了结。

我需要整理证据——当年的诊断书、医疗费用清单、卖房合同、与父母通话的录音（幸好最近几次我都下意识地录了音）、银行流水……

就在我的思绪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聚焦时，手机再次震动起来。

屏幕上闪烁的，是一个我早已熟记于心的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