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8岁的李玉琴去探望溥仪，11年后两人第一次同房，翌日她泪求离婚，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1956年深秋，抚顺城里一阵冷风卷过落叶，28岁的李玉琴把自行裁剪的呢子大衣往身上裹紧，战犯管理所的门卫记下来访登记后，带她穿过灰色甬道。几分钟后，窗口里探出干部李福生的脸，“今天安排好房间，你们可以单独谈谈。”一句简单的提示，道出管理所对这场特殊夫妻会面的期待。
房门合上，炭火把屋子烘得很暖，两桌家常菜冒着热气。溥仪拘谨地坐在木椅边，低头抚摸茶杯，李玉琴递上亲手纳的布鞋，又把自己做的棉衣放在床头。多年未见，两人却像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客套话断断续续。夜深了，干部嘱咐：“可以休息吧。”灯光被拧暗，屋内静得几乎听得见彼此的心跳。
这一夜，被寄望为“感情重启”的同房并没创造奇迹。次日清晨，李玉琴冲出屋子，在走廊里失声痛哭。她说不下去，只反复喊着一句：“我要离婚！”李福生愣了半晌，随即明白多年的裂痕不是一张床能弥合。

镜头回到1943年春。长春第一女子师范里，一位摄影师让学生们排队拍照。照片被送进伪满皇宫，溥仪在一叠少女写真中看中了16岁的李玉琴。那年，他刚失去“香妃”谭玉龄，日本顾问催促他再选一位妃子，最好是本国女子，以示“皇帝”与民心相连。于是，李玉琴带着懵懂被迎进宫，封号“福贵人”。
表面风光的身份背后，是密不透风的规矩：起卧听铃，走路不许擦鞋底，三餐分量由太监称重。溥仪给她列了数十条守则，却鲜少同桌而食。偶尔夜里召见，他自己先紧张得手心冒汗，几句话后便草草散场。李玉琴逐渐明白，这段婚姻更像摆设，日本人看不到威胁，溥仪亦觉得周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闪击东北，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自沈阳机场仓促登机，李玉琴与婉容等人被遗留在通化乡下，投宿日本矿长的空宅。枪声日日逼近，她拖着行李辗转数百里，最终在长春被八路军俘获。翌年春，她写下声明，宣布与溥仪“暂行分离”，却又因乡邻议论，血书表态愿守节。身份的尴尬，让18岁的少女无所适从。
回归民间并不轻松。李玉琴曾试图投靠皇室亲戚载沣、溥修，结果被拒之门外。长春街头，有人指指点点：“前朝福贵人，还能跟我们一样蹬三轮？”为了躲避流言，她在供销社当学徒，领着微薄的薪水糊口。

1950年代，全国掀起镇反、土改等运动，战犯改造也同步展开。抚顺管理所希望通过亲情联系稳定心理，先后通知溥仪家属来探视。1955年，李玉琴收到溥仪寄出的第一封信，只寥寥数语，仍称她“福贵人”。她回了信，却拒绝使用旧称，落款只是“李玉琴”。那年冬天，她带着缝好的衣服北上，开始第一轮探望。
数次短暂会面后，1956年的“同房”计划出炉。管理所领导认为，若二人能恢复夫妻生活，或许有助于溥仪的思想转变。于是便有了那间临时收拾的房、那一桌热菜。然而，情感缺口无法靠行政安排填补。李玉琴在一夜尴尬的沉默后，彻底下定决心。
1957年春节刚过，抚顺市人民法院收到了她的离婚起诉书。状纸上列明：双方分居已久、无共同生活基础、结婚非出自本意、年龄差距过大。溥仪在答辩书中表示尊重对方选择。5月20日，法院当庭宣判：准予离婚。判决书落款时，两人的名字首次并列出现在新中国的司法文书上。

离开法庭那天，李玉琴在街头买了份烧饼，边走边吃，像许久未曾品尝过的自由。次年，她经人介绍，嫁给铁路工人黄毓庚，生下一子。过去的宫廷回忆，被她锁进抽屉。1961年省里安排一次座谈，她与已获特赦的溥仪同桌用膳，相对而笑，礼貌而疏离；1962年，她又收到溥仪寄来的再婚喜讯，简短回信只写了祝福。
此后多年，李玉琴在供销系统工作，后来当选吉林省政协委员。谈及那段往事，她淡淡一句：“那不过是一条旧路，走到头了，就换条新路。”无论昔日“福贵人”抑或战犯之妻，终究都成了档案馆里的注脚，而她用自己的脚步，走进了烟火寻常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