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叶剑英与曾泽生会面，朱老总特意嘱托转达：五十军这支队伍非常有自己的独特特点
1948年9月的长春，城门紧闭，电话已经打不出城，街头能看见的只剩沉默的人群。米价翻了又翻，市政府仓库里掏出的稻草被磨成粉，也只能勉强熬汤。空投的补给大多落在外圈，嫡系部队抢先拿走，六十军得到的只有一箱罐头和几袋维生素片，连炊事班都开始掺土烧饼。
补给被卡得死死的，消息却飞进了城。吴化文在济南倒戈的广播被反复收听，士兵围着收音机压低嗓音议论：滇军早不是蒋介石心腹，真要“死守”，一颗子弹都要自备。城墙外，东北野战军的围线越收越紧；城墙内，军医统计每天饿死的平民已破百。谁都清楚，留在孤城，结局只有一个。

10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军部灯火通明。曾泽生叫来副军长白肇学、参谋长陇耀。三个人围着地图沉默了很久。曾泽生最终压低声音：“守下去是死路，调头才有活路。”白肇学点了点头，陇耀把铅笔折成两段，算是表态。灯泡嗡嗡响，两句话定下六十军的命运。
17日深夜，炮兵营悄悄把火炮转向北门暗号指定的角度，步兵团卸下弹匣里最后几发日制子弹。拂晓，解放军前锋从东门鱼贯而入，没有遭到一枪一弹。街巷里传来犬吠，没再有爆炸。长春城就这样改了旗号，也保住了砖瓦和百姓性命，“零伤亡”成了后来很少再被复制的纪录。郑洞国见势已去，只得交出指挥刀。

第二天，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发来电报：欢迎出城，也欢迎继续作战。部队开拔时，四野政工干部扛来半麻袋银元，当场分发，另有生面、棉衣、药品一并配足。有人悄声感叹：“共产党真把咱当自己人。”改编命令随即下达，番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军衔、编制、口粮悉数照旧，唯独军旗换成了鲜红八一。
1949年冬，川北盆地连日阴雨。五十军顶着泥水向成都推进，行军靴陷进稻田拔不出来，只能光脚蹚着走。战斗一打响，曾泽生当先冲到前线，膝盖红肿却死活不坐担架。他撩开棉衣，对警卫员咧嘴一笑：“枪一响，腿就灵了。”数日苦战后，成都平原烟尘散去，西南战役收束，五十军旗帜第一次在锦江边迎风。

1950年秋，鸭绿江冰面开始结薄霜。五十军得到北上命令，番号后又加了“志愿军”。老兵没来得及换棉服，套着成都带出的单军装钻进山谷。零下二十度的夜里，金达莱花都冻得发黑，机械化敌军却昼夜加紧北进。曾泽生的关节炎在步哨线上发作，他咬牙蹲下，一口热气喷白。彭德怀巡前线时看见他满身冰霜，问：“还能坚持？”他只回一句：“靠勇气。”
高阳西侧，英军皇家坦克营正准备夜宿。五十军侦察分队摸到指挥所外缘，用手榴弹开路，一阵冲锋把敌军阵脚彻底搅乱。轻步枪对坦克本不对等，可一旦指挥系统被拔掉，钢铁箱子也就成了靶子。战斗结束，缴获的无线电里还循环播放着未发出的集合口令。志愿军后方总结：“这仗说明，只要敢贴上去，重装甲也怕步兵。”不久，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归国骨干，肯定他们“打出了起义部队的新样子”。

时间翻到1964年盛夏，华中某军营操场上尘土飞扬。叶剑英检查部队完毕，下车快步朝昔日老友走来，拍拍曾泽生肩膀：“朱总司令让我转告——五十军这支部队，有特点。”火辣的日头底下，老军长立正致礼，袖口里的旧伤又隐隐作痛，可他笑得很轻：“士气不缺。”旁边参谋记下三行字：吃苦、听令、敢抢第一。
1970年，曾泽生交出军职，回寓所静养。那年秋天他仍坚持清晨五点外出步行，一圈下来，膝关节肿得发亮，照旧拒绝搀扶。1973年2月22日黎明，他在北京医院合眼，终年71岁。追悼会简朴却人满为患，曾经在长春城门口第一批走下城墙的老兵，穿着早已洗白的旧军装，举起右手敬了最后一个军礼。一群人沉默良久，最后还是有人轻声念出当年的信条：不管从哪里来，只要走进这面军旗，就得打得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