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叶剑英宴请钱学森，两人畅谈甚欢后决定立即一起去见周总理，你知道为何吗？

1962年3月22日清晨，戈壁滩的冷风裹着黄沙，勘查员在爆裂的弹坑里捡散落零件。林津蹲在焦黑的土壤上，嘴里只挤出一句“都怪我”。一句自责，没人作声，大家埋头把每块碎片编号装箱，因为必须查清东风二号为何折翼。
碎片很快堆满木箱，运回试验场的简易机库。钱学森站在临时搭起的长桌旁，反复擦着镜片。堆成小山的残骸像一本摊开的教材——惨烈，却诚实。他要求把在弹体里翻出的螺丝帽、纱头和工具柄统统锁进玻璃柜：“以后谁要进试验场，先看看它们。”这句话只花了十几秒，却敲醒了许多人。
向后倒推，才能看清这条路有多长。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结束漫长的滞美岁月，踏上祖国土地。那年冬天，他随调研组抵达哈尔滨机车厂。厚重蒸汽锅炉轰鸣，厂房里几乎所有关键设备都贴着俄语铭牌。工业底子薄到让人心里直打鼓，也难怪有人嘀咕：咱们真能自己造出导弹？

就在这时，陈赓赶来。大雪压街，他只裹着军大衣，径直进食堂找人。寒气未散就开口：“导弹能不能上马？”这个发问没有客套，钱学森回答也干脆：“别人行，我们就行。”一句话打消顾虑，陈赓回京一路念叨这位“稀缺货”。
1956年元旦前夜，叶剑英府上灯火通明。陈赓把钱学森夫妇带到门口，叶帅亲自迎出，三人坐定，话题几乎立刻滑向导弹。越聊越兴奋，叶帅站起身：“就让你挑头！”气氛热到让人忘记窗外寒意。

舞会正在附近举办，音乐声透门而入。叶剑英提议当场找周恩来定夺，大家说走就走。走廊尽头，周总理正与客人跳舞，被叶帅轻轻拉住，“总理，有要事”。片刻后的小会客室里，周恩来握着钱学森的手：“写个方案，越快越好。”交代完，他看了看表，转身回到舞池。
20天后，一份题作《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的文件摆上中央军委会议桌。报告用“航空”二字遮掩“导弹”，却开门见山提出设院、招人、先仿后创三步走；附录的21人专家名单，几乎奠定了往后十年中国火箭技术的骨架。彭德怀、聂荣臻当即点头，通过设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决定。

仿制是突破口。1957年，苏联送来几枚P-2教学弹，外壳敲开看个通透，零件画成图纸，一比一复刻，再补上自家材料。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飞过800公里天空，在巴丹吉林沙漠准确扎地，这一天被记进档案，也把怀疑声压低了不少。
不过同年夏天，苏联专家集体回国，带走了图纸和关键仪器。好在“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借鉴现成成果”的原则早已写进五院的墙报。项目组干脆把注意力放在更远射程的东风二号上。
1962年那次失败，给所有人上了最贵的一课：发动机静力测试不够，控制律还缺数据，工艺纪律也有缝隙。随后三个月里，九次专题会、十七项地面复现、上百次发动机试车，一条条缺陷被拎出来“剥皮见骨”。有人熬红了眼，也有人倒在病榻，但没人退场。

改进后的东风二号在1964年6月拉响点火指令。灰色箭体拖着炽亮尾焰划破戈壁，测控屏幕上那条弧线稳稳落在预定坐标，众人长吁。年底前，性能提升的东风二A定型，射程、载荷双双提升，并留出与核弹头对接的空间。
1966年10月27日，酒泉向罗布泊送出一封“特快专递”。导弹升空后，监控大厅只剩仪器嘀嗒。八百公里外，计时器归零，蘑菇云在荒原缓缓升起。文件袋里那份十年前的意见书，被翻到最末一页，上方批示字迹依旧清晰——它见证了疑问、决断、挫败与突破，也把“能不能”写成“已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