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二军团中，关向应以最讲原则著称，但令人惋惜的是他却很早就离世了
1934年10月，湘鄂川黔交界的山口响起急促号角，红三军与红六军团终于在黔东胜利会合。负责政治工作的那位瘦高个儿始终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他的名字叫关向应，身份是新恢复的红二军团副政委。就在这片山谷里，他再次提醒战士们：“部队番号能变，原则不能变。”
政委制度要求主官指挥枪杆子，政委掌管方向与人心。那年秋天，面对湘西防线的数道封锁，军事突围和思想稳固同样紧要。贺龙负责部署战斗，关向应穿梭连队，三天里谈心近百人，他的做法简单直接：先问伤口，再讲道理，最后抛一道“假如明天闯不出去怎么办”的思考题，让年轻士兵自己回答。
把时间倒回1902年9月。辽南海风咸湿，金县瓜尔佳氏一支旗人改姓关，幼年的关向应便在“身份骤变”的尴尬里长大。家境殷实，他18岁进大连伏见台商科学堂，本可循规蹈矩去日商公司谋个稳定差事，却在1922年4月仅两个月便愤然辞职。那年他常抱怨：“替他们挣钱，算什么出路？”随后进入《人民日报》社打杂，从排字房里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
上海的霓虹和机声让他下定决心。1924年，他考进上海大学，同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红场的冬夜冷到刺骨，他以笔记本换面包，本科学期满返回时身上只背着一本俄文逐字翻译的《国家与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关向应负责为工人纠察队运送医药和粮食，他对同伴说：“子弹要响，肚子也得管饱。”起义成功的旗帜还未收起，4月12日的清晨已飘来腥味，蒋介石发动政变，汪寿华等人在南京被杀。关向应转入地下，当年5月参加共青团四大后，第二次赴苏学习，决心把政治工作的经验证明固定为可复制的方法。
1929年初冬，他奉命回国，进入中央军事部任副部长，又兼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不久，长江局决定筹划武汉武装暴动，关向应与刘伯承、刘云彻夜绘图，只可惜策划泄密，行动受挫，刘云壮烈牺牲。失败后的上海秘密会议上，他一锤定音：“人丢了，我们的经验绝不能再丢。”
1932年1月，他受命赶赴湘鄂西，任红三军政委。彼时，夏曦主持的“肃反”已波及千余指战员，不少老同志蒙冤遇害。关向应与贺龙并肩，主持调查小组，用事实纠偏，将大批无辜者解救出队列，并在部队内部恢复支部建制。正是这一举措，使红三军迅速扭转颓势，半年扩编七个团。
反“围剿”期间，关向应常把“政治动员”比作“给枪里装上子弹前，先给人心装上信念”。数次夜袭后，他在旷野里让副官把自己的马让给高烧不退的通讯员，自己步行急进几十里。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踏上长征。途中翻雪山、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关向应在每个宿营地必开十分钟“马灯小会”，提醒士兵牢记纪律。

1936年10月，会宁三军大会师。红二方面军整建制北上，关向应出任总政委。次年8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他随即兼任政委。平型关之后，冀中抗日根据地急速扩展，兵员爆增，人心却鱼龙混杂。他在战地开辟干校，要求连以上干部学会“写一封通俗家信”和“给农会干部上课”，并亲自批改作业。
1940年初，关向应第一次大病，本以为静养数月即可痊愈，谁料前线吃紧，他拖着虚弱身体赶赴河间指挥所。对夺桥还是固守，和贺龙出现了分歧。他只说了一句：“军事听你，我来稳住队伍。”战斗胜利后，他却晕倒在指挥帐篷门口。此后病情反复，随军辗转晋西北、延安，身体每况愈下。
1946年7月21日凌晨，延安枣园草木低垂，44岁的关向应病逝。贺龙在灵前站立良久，随后将他留下的那本夹满批注的《国家与革命》交给了晋绥干部学校。有人翻到书页上那行潦草俄文，意为：“纪律若失，一切功绩皆零。”这八个字，成了后来无数政工干部入职课上的第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