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作为一代伟人，他的子孙后代如今分别在什么职位上工作过？他们都做出了哪些贡献？
1948年春，南京雨丝未歇，立法院大殿里木槌声骤然响起，年近五旬的孙科理了理衣襟，他是主席，也是孙中山唯一的儿子。父亲逝世已二十三年，人们仍对这位“国父之子”寄予厚望，可他深知，肩头的分量来自家徽，更来自时代的推挤。
孙科从少年时代便与政务结缘。辛亥之后，他随母亲赴美留学，修习铁路工程，回国不久即在广州出任市长，旋即被蒋介石倚重，先后担任铁路、财政等部部长，又两进行政院，短暂坐上院长之位，还握有立法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的头衔。按五权宪法的设计，这些位置本应权责分立，奈何实际政局重权多在领袖手中，留给他的空间并不宽阔。胡汉民当年有言：“孙科有三脾气——革命的、洋派的、大少爷的。”话虽尖刻，却戳中他的处境：背景耀眼，性情刚直，却很难脱离家族光环独立书写功绩。

与孙科的高位相映成趣的，是几乎隐身史册的三位女儿。长女孙娫，天资聪颖，惜因病18岁辞世，留下寥寥数行家谱记载。二女儿孙婉远赴美国加州读文学，学成归来后选择相夫教子，晚年在澳门悄然离世，享寿83岁。至于年幼便被送往日本抚养的宫川富美子，直至40多岁才从养父母口中得知自己是孙中山的血脉，这段身世之谜让她对家族的感情复杂而克制，1990年逝于东京，终年84岁。对比之下，孙家第二代的公共角色几乎全部落在孙科一人身上。
抗战胜利后，大批青年求学海外已成潮流，孙家的第三代也在这一波“留学热”中分散于世界各地，职业轨迹由此分岔。
长孙孙治平就读纽约大学工程系，返台后投身交通与传媒，曾任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随经济版图转向，他又转战香港航运界，2005年在铜锣湾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3岁。若说祖父的战船是政治革命，他的战船则驶向资本与技术的海域。

同胞弟弟孙治强则走进博物馆。他对传世古物有近乎偏执的热情，晚年被台北故宫聘为顾问，负责清点民国时期南迁的珍宝。面对一件残损汝窑盘，他曾喃喃自语：“修复的不只是瓷，还是记忆。”2001年，他在洛杉矶病逝，留下十几箱手写笔记。
姐妹中的孙穗瑛和孙穗华，一个学医，一个钻法律，却在退休后默契地把精力都投向祖父旧物的整理与捐赠。她们先后将珍藏多年的手稿、照片和铜像运回中山，换来“薪火相传”与“荣誉市民”称号。她们常说，“家乡两个字，得常回去擦亮。”

1936年出生的孙穗芳更是媒体的常客。获得医学博士后，她在深圳创办心血管专科医院，又在洛杉矶筹建孙逸仙文物馆，出版《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多次获海外侨团颁授公益与和平奖项。巡回演讲间，她喜欢引用祖父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
最富国际色彩的当属孙穗芬。她考入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后进入美国国务院，1970年代被派驻香港担任文化官。一次侨界座谈，她以流利中文说：“我们的根在珠江口，枝叶却伸向了世界。”2011年，她因车祸离世，未及古稀。

数十年间，孙家子孙的事业版图从政坛扩散到媒体、文物、医疗、外交，显示出明显的代际分流。家族名号既是通行证，也是一道无形枷锁：孙科借之登堂入室，却难逃政治夹缝；第三代因之易得资源，同时终生绕不开“孙中山”三个字。
然而有意思的是，每逢3月12日，无论身在台北、洛杉矶还是东京，这些名字各异、护照不同的后人都会以同一方式缅怀先辈——向中山陵寄上鲜花，或在翠亨村老宅默立片刻。政治的戏台早已换角，但一部家族史仍在演进，血脉与记忆交织成绵延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