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烧到快40度了！师傅，电动车借我！”夜半工地，一个四川大姐猛地从板房冲出来，声音急得都哑了。
她扯开那块薄得透光的布帘时，我正烧得糊里糊涂，整个人滚烫。53岁的周姐，手摸上我额头那一刻，脸色唰地就变了。没多说一个字，她转身就往工头办公室跑，借了车，一把将我架上后座。
小电驴的灯光撕开黑夜，土石路颠簸得我胃里直翻。到了镇卫生院，护士问她：“这是你什么人？”周姐眼皮都没抬，只盯着点滴瓶，一句“我弟！”就堵住了所有疑问。她一个人，就在走廊那张硬板凳上，坐了一整夜，眼睛熬得通红。
第二天早上，烧退了，粥碗递到我眼前时还冒着热气。她脸上都是疲惫，可看我的眼神，是家里人才有的心疼。
我俩，不过是工地十几平板房里，被一块薄布帘子隔开的陌生人。我是35岁的钢筋工，一天280块。她是53岁的杂工，比我早来两个月。
她每天早上5点起来，那壶热水，总会分我一半。我晚上收工，桌上总有一份用塑料袋包好的饭菜，温热着。她说：“就当我是你姐。”我应下：“好，姐！”
那次大病，我欠下了天大的人情。请她吃饭，她摆摆手：“费那个钱干啥？你叫我一声姐，我照顾你不是应该的？”我看着她那张写满风霜的脸，心里就一个念头：这辈子，只要她有事，我一定跑在前面。
工地完工，各奔东西。火车站，她拎着那个蛇皮袋，回头对我说了一句：“小张，以后找对象，找个体贴的，别光看长相。”火车开动，我还在站台傻站着。
现在，周姐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安稳。偶尔通个电话，我总觉得，有些情义，就是这样无声无息地落到你心里，你记了一辈子，却连报答都显得多余。
这算不算，人生最难还的“人情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