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


朱梅馥轻手轻脚走进卫生间，拧开黄铜水龙头。她试了试水温，偏烫了些，又调了调。傅雷站在她身后，影子斜斜投在水泥地上。据说他只说了一句："不要吵醒楼下的阿婆。"


这是句家常话，像平常熬夜译稿后准备睡前洗漱时会说的。


朱梅馥点头，看着丈夫将一个小瓶子里的东西兑进温水。瓶子她认得，是平日灭蚊蝇的敌敌畏。等傅雷喝完，她扶他在床上躺下，把他的拖鞋摆齐在床前。这是她做了三十四年的习惯。


傅雷的身形开始抽搐时，她坐在床沿，用手帕擦去他嘴角的液体。屋里没开空调，九月初的上海还憋着暑气，她却能感觉到他体温在下降。


她替他扣好睡衣最上面那颗扣子，把枕头垫得更高些，让他的头不至于歪得太难看。


做完这些，她环顾四周。墙上还有粉笔写的标语，家具大多被搬走，只剩这张床和一张书桌。书桌上叠放着她昨晚整理好的译稿，《贝姨》的手校样，页码用回形针别得整整齐齐。


她想了想，把傅雷常用的钢笔插在最后一页，笔尖朝上——那支笔帽上有他咬过的齿印。



朱梅馥走进卧室，这里是他们最后要待的地方。钢窗的窗闩生了锈，她用力拉开，夜风混着苏州河的潮气涌进来。


她伸手推了推窗外的铁栅栏，纹丝不动。这房子是1939年搬进来的，当时为了防空袭，所有窗户都装了这种栅栏。


她转身到床头，开始撕床单。棉布老旧，一扯就发出裂帛声。她撕了三条，每条约莫两拃宽，连接起来怕是不够长，于是又多撕了两条。


打结时她用了渔人结，这种结越拽越紧，傅雷教她的。很多年前，他们在巴黎留学，傅雷曾笑话她手笨，教她各种实用绳结。


绳索挂在钢窗上框的凸起处。她搬来一张椅子，踩上去试了试承重。椅子腿不太稳，她下来找了块碎砖垫好。


关于她最后有没有说话，傅雷的胞弟傅敏后来回忆时只说："我嫂子的性格，做事总有交代。"


确实，她在书桌上留了字条，写给朱梅馥的妹妹朱人秀。字条上交代了后事：房租已付到月底，余下的钱在抽屉里，火葬费托人代付。


字条旁还有一封给傅聪的信草稿，只开了个头："聪儿，我们始终是你忠实的听众..." 没写完。


朱梅馥把头伸进绳套前，可能回头看了眼床上的傅雷。他躺着，手放在腹部，姿态安详，像平常午睡。她伸手为他掖了掖被角，虽然那只是一条薄被单。


她踢开椅子，声响不大。楼下阿婆睡眠浅，但没被吵醒。凌晨四点，弄堂里有人起来倒马桶，听见一楼有窸窣声，以为是抄家的又来了，翻个身继续睡。


天亮后，是邻居发现异常。门没锁，虚掩着。人们进去时，看到傅雷穿戴整齐躺在床上，朱梅馥悬在窗边，脚尖离地面不到二十厘米。她穿了件干净的蓝布衫，头发梳成髻，没一丝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