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黄茂才险被判死刑，因高喊江姐才得以幸存，三十年后竟成为政协委员！
1982年4月12日，广西容县法院宣读改正裁定，六十五岁的黄茂才在雨后的院坝里被当众宣布“无罪”，围观乡亲先是愕然，继而私语四起。老人在薄雾中站得笔直，袖口磨得发白，脑门上几滴水珠顺着皱纹淌下，他抬头望了望灰天，没人能读懂那一瞬间的滋味。
消息很快传遍十里八乡。有人感叹“怪事”，也有人回想当年公审大会的怒火。三十年前，同样的广场，同样的人声鼎沸，却是另一番景象：1953年7月20日，黄茂才被押上台，检察官列数“血债”，人群高呼“处决”。就在行将宣判时，他忽然撕心裂肺地喊出一句：“江竹筠救过我！”这一声如同石子落水，听者面面相觑，会场气氛陡然变调，法庭决定缓押复查。

追根溯源，还得回到1947年的重庆渣滓洞。那年黄茂才二十八岁，出身寒门，因一手正楷被挑去当少尉文书，随后被抽调到监狱当看守。黑牢潮湿，他在签收“犯人花名册”时看见一行字——“江竹筠，四川江安人”。日子久了，那位梳着麻花辫的女囚与同狱的曾紫霞、余新江常借口“领饭”“送毛衣”与他对话，话里总绕不过“人民”“光明”这些词。
策反并非一夕之功，而是绵密的温度计。先是几根香烟，一杯姜汤；接着是几句家乡话，偶尔的关切叮咛。不到一年，黄茂才已暗中把报纸、药品、纸笔递进牢房，托带出的信件也愈来愈多。他曾把一封折成火柴盒大小的《示儿信》塞进绑腿，穿过岗哨，交给谭竹安。朋友好奇问他图什么，他只回一声：“总得有人做对的事。”

渣滓洞外，战局骤变。1949年11月27日清晨，敌方一声枪响，枪口对准满坑满谷的政治犯。江姐等二百余名英烈血染歌乐山，而彼时的黄茂才正奉假返乡探母。他赶回重庆时，牢房已是一片焦黑。善后官员草草发了遣散费，他只带走一床旧棉被，南下广西种地、教书，盼着把那段噩梦埋进泥土。
事情并未结束。1951年2月，他在课堂上被公安带走。“特务”“刽子手”等新标签如网收拢，逼供、对质接踵而来。在连番夜审下，他签下认罪笔录，却始终强调自己“确曾暗助江竹筠”。无人理会，两年羁押换来死刑提案；直到那场公判，他用嗓子撕开了命运的口袋。

死刑暂缓后，黄茂才被押往劳改农场。白天修渠，夜里挑灯抄写政策文件。1955年验出表现“中上”，刑期改为十五年。其后减刑多次，1964年9月离开高墙。自由得来，却无处可去，乡里人见他像见瘟神；大集上只要有人悄声议论“那是特务”，摊贩便收拾摊子。他沉默务农，屋角却锁着一只木箱，内装十几封泛黄的狱中书简。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清理冤假错案。1978年，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卢光寄来一封求证信，问他是否愿意提供当年文书手迹。黄茂才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复信如流水，把三十年的隐痛写满十数页，又托人寻到曾紫霞、谭竹安等幸存者。几位老人联名证明：“黄茂才在狱中输送信息三十余次。”档案组则在旧卷宗里找到他签收药品、报纸的字迹。纸证与人证对位，疑云被一一拨开。

1982年春，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无效”。这句简短的法律结论，却等于把他的后半生从泥沼中拉了出来。容县县委随即将他补选为县政协委员，补发工资，加算工龄。县里有人嘀咕：“这人转运了。”也有人暗暗服气——原来真有把命攥在嗓子眼里又掰回来的事例。
黄茂才晚年常拎着那只木箱，翻看江姐的字条，指着一行已淡成灰影的小字： “革命必胜，光明终至。”有人问他后悔与否，他摆摆手，丢下一句不算完整的话：“路，是那时一步步选的，总得走完。”村头榕树下，听者沉默，风吹过，枯叶旋落，像在替岁月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