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夫妻传奇故事，建国后一人成为北京市市长，另一人则担任法院院长，人生经历令人钦佩！
1946年冬，重庆谈判刚落幕，嘉陵江雾气未散。人们看到一对青年学者模样的夫妇走进谈判代表团驻地，男的神情沉稳，女的目光坚毅。旁人只知他们姓张、姓韩，却不晓得，两人已在暗夜里并肩走了整整二十年。
倒回到1927年，“四一二”白色恐怖骤起，北京的胡同里充斥搜捕。张友渔被捕入狱，隔壁囚室传来女声：“别怕，咱们终要走出去。”那是韩幽桐。监房阴冷，两人却因共同的信念对上了眼神。几周后，党组织营救成功，他们分别被安置在天津与北平，先后办刊、传递情报。从密印机轰鸣到宵禁街头的飞奔，合作无间，情愫悄然生根。

1930年春，形势再度紧绷。张友渔奉命取道朝鲜赴东京“避锋头”，船舱里，他写下一首五言短诗托人捎回北平。诗句简短，却句句点燃远方那颗不安分的心。翌年“九一八”枪声震动东亚，张友渔返沪，在《时事新声》署名撰稿，外表是记者，其实暗通情报；韩幽桐则在北平大学策动学生卧轨抗议。一次深夜集会上，有人劝她收敛锋芒，她笑答：“国家不安，安静也是罪。”——短短十个字，道破了她的锋利。
1935年，两人相约东京。韩幽桐成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首位中国女研究生。讲堂上，她坐在最前排，用流利日语追问教授殖民地法制漏洞，引得旁听生侧目。婚礼很简单，只是对视、握手，再向地下党小组做了汇报。回国后，抗战骤起，夫妻被迫南北分手：张友渔潜入重庆《时事新报》，韩幽桐辗转西北联大。电报线常被截断，他们通过诗句暗号互通生死，一次写着“长风破浪”，就代表“局势暂安，可继续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友渔拒登攻击我党的社论，身份几乎暴露。他与韩幽桐在香港汇合，夜里换装走水路，被东江游击队护送。船底渗水，韩幽桐把唯一的干毛毯塞给同行的青年通讯员。有人劝她留一角，她摇头。事后回忆，张友渔只说一句：“她总先想到别人。”简单，却是最真评语。
日本投降，新旧秩序重组。张友渔赴重庆公开活动，参与对国民党宪政谈判的法律准备；韩幽桐则受命去沈阳，主持东省师范重建。寒风中，她踏着碎冰走进被炮火毁掉的校舍，用仅有的砖瓦垒起讲台，向百余名复课学生宣布：“今天上课，明天也上课。”词锋依旧犀利。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张友渔进入市政筹委会，当年四十六岁；不久出任副市长兼政法委书记，主持清理旧法令。韩幽桐北上支援，先掌天津市教育局，再被调进最高人民法院参与民事法起草。她提出“婚姻自主”“保障妇幼”条款，底气来自亲身经历：革命让她获得平等，她要把这平等写进法律。
二人聚少离多，情感却愈加笃定。1956年北京市公安局新规出台之夜，张友渔拿着定稿回家，餐桌冒着热气，韩幽桐点头：“法条有温度，才能服人。”短短一句，算是夫妻最高默契。

时间推到1985年，韩幽桐走完生命旅程，终年七十八岁。葬礼上，张友渔把她留日时期那本《民法讲义》放进墓中，他说：“让她继续教书。”1992年，张友渔也长眠八宝山，两人合葬，墓碑只刻“同志”。
有人评价，这对伉俪的传奇不仅在于当年地下情报的惊险，更在于新中国法治与教育版图上留下的清晰笔迹。细看他们的简历，不难发现一个规律：每逢国家危急，他们在暗处布局；每当社会重建，他们站到台前。角色不同，方向一致，正因如此，才配得上“革命夫妻”四字的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