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索马里向我国付了一半定金，购买了24架歼6战斗机，哪知道，战斗机交货后，索马里却拒绝付尾款。中国代表十分气愤，6次去追债都没有追回来，最后，一个小伙子想了一个妙招追回了货款。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际形势变化带动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需求调整。索马里当时刚经历过与邻国的冲突，空军力量受损，需要补充装备。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对外贸易方面逐步转向有偿合作，这批歼6战斗机交易就成了当时军贸领域的一桩具体事例。 合同总金额约3310万美元，索马里先支付了大约一半定金，飞机交付后却在剩余尾款上出现拖延。中国方面按照协议履行了交付义务，但后续收款过程并不顺利，前后派出多批代表团进行沟通，次数达到七次左右，却始终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索马里在协议签订前与中方有过多次谈判，双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实际情况，付款条件安排得比较灵活，分阶段支付。飞机交付后，索马里空军把这些歼6编入序列，用于相关任务。可没过多久，对方就以国内经济重建压力大、财政紧张为由，提出延期支付剩余部分。 中国代表团多次通过外交渠道说明合同约定，强调贸易需要讲信用，但每次得到的回应都是暂时困难，需要更多时间筹措。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从交付后一直到1988年前后，索马里只支付了少量现金，大约300万美元，剩余大部分尾款仍未结清。 在追讨过程中，中方坚持通过协商方式处理分歧，没有采取过激手段。这体现了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一贯的务实态度，注重维护双边关系的同时，也保护自身正当利益。代表团的同志们往返奔波，带去合同文件和相关资料，反复陈述立场，希望对方履行承诺。索马里方面则反复提到战后恢复的困难，以及外汇短缺等问题。 后来，索马里提出用近海捕鱼权来抵补部分欠款的方案。中国方面经过评估，注意到索马里海岸线较长，渔业资源有一定潜力，包括金枪鱼等品种在国际市场上有需求。双方在1988年左右达成渔业合作协议，中国渔船可以进入指定海域作业，所得收益用于逐步冲抵尾款。同时，中方还派出技术人员，对那些歼6战斗机进行有限的维修支持，帮助索马里空军维持基本运作。这个安排算是一种变通办法，体现了中方在处理国际债务时的灵活性，力求通过互利合作找到出路。 协议执行初期，渔业合作有了一些进展。中国远洋渔业相关企业组织船只前往，尝试捕捞作业，部分收益用于还款。索马里当地也获得了一定的技术交流机会。不过，这样的合作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1年，索马里国内政权发生更迭，旧政府倒台，新势力上台后不承认前任签订的债务和协议。国家陷入长期动荡，沿海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中国渔船为保障人员安全，不得不逐步撤离。维修工作也随之中断，那些歼6战斗机因缺乏后续保养，逐渐失去飞行能力，很多最终被废弃。 这笔尾款最终没能全部收回，成为国际贸易史上的一段历史记录。索马里自身也因为持续的内部冲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空军重建计划基本落空。巴雷政权结束后，他本人离开索马里，后来在国外去世。国际合作需要双方都守信用、讲稳定，否则再好的协议也难以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