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6岁的李开芬被活埋，这时，政治部主任张琴秋骑马冲了过来，高喊：“她才16岁，能有什么问题？快放了她。” 红四方面军在这一时期既要对付外部围剿，也在内部反复甄别成分与立场，稍有嫌疑就可能被处置。李开芬出身地主家庭，这一点在当时很容易被放大，甚至盖过一个人的实际表现。 张琴秋赶到时，局面已经无法再拖延，她一句话打断了执行命令的流程，也间接纠正了一次可能的误判。 张琴秋并不是普通干部。早在1927年黄麻起义之后，张琴秋便在鄂豫皖地区参与创建根据地，到了1930年代，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那时的红军内部政治工作极为关键，既要维持队伍纯洁，也要避免错杀无辜。 后来党史中对这一阶段有过总结，指出部分地区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李开芬的命运，就卡在这个历史节点上。 被从土坑里拉出来的那一刻，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安全。李开芬很清楚，怀疑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暂时压住。队伍在川陕一带不断转移，战斗频繁，粮食短缺，环境艰苦，任何一个人如果无法证明自己，很快就会被边缘化。 有人劝李开芬低调一些，少说话，避免再惹麻烦。李开芬没有照做，李开芬心里明白，如果一直被盯着不敢动，那才是真的没有出路。 几年后，红军开始长征。部队在高原和山地间艰难行进，补给断绝的情况时常发生。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在行军途中多次出现严重缺粮，有的部队甚至以树皮、皮带充饥。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开芬参加了一支临时组成的突击队，专门负责深入敌后寻找粮食来源。那不是简单的任务，需要隐蔽行动，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围堵。 一次行动中，李开芬换上便装，混入敌军控制区。 同行的战士后来回忆，当时李开芬的表现非常冷静，既不慌乱，也不犹豫。粮食被成功运出后，原本负责“观察她表现”的干部在报告中写下了一句评价，大意是与其说在监视，不如说是在学习。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这支部队进入甘肃地区后，很快遭遇马步青、马步芳部的围堵。 西北地形开阔，骑兵机动性强，而红军补给线被切断，处境日益艰难。到1937年初，西路军基本失去整体作战能力，部队被打散，大量人员牺牲或被俘。 李开芬就在这场战事中受伤并被俘。关于当时的情况，在《西路军史》和相关回忆录中都有记载，被俘的红军战士，尤其是女战士，处境极其危险。 马家军内部等级分明，一些军官将俘虏视作个人财物。李开芬被带到甘肃凉州一带，有军官试图强迫其留下。李开芬当场拒绝，这种拒绝在当时意味着毒打和关押。 柴房里光线很暗，门外有人看守。李开芬伤势严重，但意识仍然清醒。几天后，一个年轻传令兵开始给李开芬送水送食，这个士兵出身贫苦，对战争的看法并不坚定。 李开芬没有急着求助，而是慢慢与对方交谈，从家境谈到战争，再谈到红军的目标。这样的过程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人就是在接触中逐渐改变立场。 一个夜晚，机会出现。传令兵带来了马匹和便衣，协助李开芬与另一名被俘女战士沈秀英离开。三人绕开哨卡，向兰州方向移动。 那段路程并不短，从武威到兰州，途中要经过多处检查点。李开芬身体尚未恢复，只能勉强支撑。后来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记录中，确实有西路军人员自行逃脱并抵达的案例。 兰州办事处当时由谢觉哉等人负责，这是抗战初期中共在西北的重要联络点。任务包括接应失散人员、转运物资以及对外联络。 李开芬到达后，被安排治疗和登记身份。 新中国成立后，李开芬在北京军区后勤系统任职，担任副政委。这一时期，军队逐步走向制度化，干部管理更加规范。朱良才在工作中也逐渐退出一线，主动为年轻干部让位，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