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一个地主，半夜摸进柴房，对着一个被捆着的地下党，不说废话，匕首“噌”地一下割断绳子。   1947年深夜，豫东平原某个村子，一枚金戒指被塞进一只沾血的手掌，不是施舍，不是恩情，是一笔还没到期的账，那个被松了绑的人，多年后当了干部，提起这枚戒指只说了四个字：那是押金。   柴房里霉味和汗味混在一块儿，呛得人直皱眉头，郭良知用匕首割断麻绳时，那年轻人的手腕上血印子一道一道的，他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撑着墙站起来，声音嘶哑：“我叫郭良知”。   他蹲下身，从怀里掏出布包，拍在对方手心里，布包不轻，里面是几块袁大头，还有一枚金戒指，“这是干什么”，“路上用，”郭良知站起身，火光照在他脸上，那张脸没什么表情，眼睛却亮得吓人，他盯着对方，一字一顿：“我叫郭良知，记住这个名字”。   那年头，一个地主弯腰给地下党割绳子，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邪性，郭家三代勤耕细作，攒下几十亩薄田，在周边几个村子算得上一号人物，他读过几年私塾，通情理、知冷暖，逢灾年主动给佃户减租。   谁家有了红白事也肯搭把手，乡里乡亲喊他“郭善人”，不是讽刺，是真服气，可1947年的豫东，早已被战火和苛政搅成了一锅烂粥，国民党乡公所的兵痞三天两头上门抓壮丁、征粮款，稍有迟疑便是一顿毒打。   邻村张老汉不过是交不出粮款，就被打断了腿，耕牛被牵走，最后冻饿死在破屋里，郭良知看得太清楚了，他在这片土地上种了一辈子粮食，也看了一辈子风向，国共两边拉扯，快见分晓了，解放区的土改越搞越猛，旧秩序正在松动。   他这种“有余粮有余地”的人，迟早要站到清算台上去，那天傍晚，兵痞们押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闯进郭家大院，把人往柴房里一扔，恶狠狠丢下话：“这是个地下党，藏在村里串连百姓，天亮就送县城枪毙”说完在门口拴了条恶狗，大摇大摆去堂屋喝酒吃肉。   郭良知看着那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被扔进柴房，眉眼干净，嘴角淌血，却始终梗着脖子，半声不哼，那份硬气让他心里莫名发沉，他想起那些地下党，帮佃户抗租，解救被抓的壮丁，灾年开仓放粮，这些事他想做却没胆量做，如今人家被押到他院子里，明天就要吃枪子。   夜深了，院里的兵痞早已酣睡，郭良知摸黑溜到柴房外，听着里面微弱的喘息声，他咬了咬牙，摸出匕首推门进去，“你不怕我出去把你卖了”年轻人盯着他，“你不会”郭良知把匕首收回腰间，语气平得像在说天气。   “你是搞地下工作的，你们那套我听过，讲究的是'成王败寇'，讲究的是将来谁坐了天下，谁的话才算数”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今晚这几块袁大头，这枚戒指，不是我施舍你，这是押金，你欠我一条命，将来等我找你的时候，你替我说句话，这就够了”。   柴房外没人知道这个院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交易，两个本该站在对立面的人，此刻靠得那么近，近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他不是来做什么好人的，他太清楚了，旧秩序正在崩塌，自己这种有余粮有余地的人，迟早要站到清算台上去，与其等着被人清算，不如趁现在押一注。   救这个地下党，不是阶级感情，更不是什么良心发现，他是来买保险的，用这一夜的冒险，换一张未来的通行证，年轻人盯着他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地主的贪婪，只有对时局的忧虑和一丝坚定，他慢慢松开紧攥的拳头，任由郭良知解开绳索。   郭良知急忙指明方向：顺着后墙根去河边芦苇荡，那里能藏人，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年轻人攥着温热的钱物，眼眶一热，“咚”地磕了个头：“先生大恩，我陈树生记一辈子，将来世道清明，我必回来报答”。   郭良知狠狠推了他一把：“别废话，快走，记住，守着良心做事”看着那道身影融进浓黑的夜色，他扶着墙缓了口气，后背的单衣早已被冷汗浸透，后来的日子，他活在提心吊胆里，听到乡公所的马蹄声，心里就咯噔一下。   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人揪出来问罪，他甚至偷偷把家里的贵重物品藏起来，做好了随时逃难的准备，这份煎熬，一天天啃噬着他，直到解放军挥师东进，势如破竹解放豫东平原，那些往日里欺压百姓的兵痞，慌作一团，收拾细软仓皇逃跑。   郭良知站在村口，看着纪律严明的战士路过，百姓夹道欢迎、喜极而泣，悬了大半年的心，终于稳稳落地，他不知道那个叫陈树生的年轻人是否平安，也不确定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但他知道，自己当初那一夜的选择，对得起“郭善人”的名号，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47年那个深夜，两个中国人在一间臭烘烘的柴房里，用最原始的方式签订了一份契约，一方出命出资源，一方出承诺出未来，没有律师，没有印章，只有一个名字和几块冷冰冰的金属。信息来源：《仪征文史资料》——郭良知之子郭自宏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