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原马家军改编的解放军7师，部分官兵发动叛乱。王震叫来7师师长，质问：“你的部队叛变了，打算怎么处理？” 一九四九年的青海，看着像翻了篇，地底下其实还埋着火星子。 西宁九月五日解放，马步芳父子飞逃，兰州那边的青马主力也被打垮了。照理说，旧摊子该收了，乱局该散了。可历史偏不爱按常理走。 城门是开了，旗号是换了，山沟里的心思却没那么快换过来。后来王震盯着出事部队的人，问了一句很硬的话，意思很明白，队伍里出了叛乱，这笔账怎么算。那一句像把刀，一下挑开了青海刚解放时那层薄薄的平静。 西宁刚解放时，解放军没有把事情办成一锅滚油。 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多半发路费遣散。校级以上军官，集中送去学习改造，地点就在马步芳公馆“馨庐”。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第一军副参谋长杨文安。赵遂、马文鼎、谭呈祥、韩有禄、马振武、杨修戎、马英这些青马军官，大多都进了训练处。 那阵子的报纸也留了分寸，用的是“投诚”两个字。 这一步，外行看着像宽，懂行才知道，这是在给青海拆雷。 马家在当地压了几十年，兵和民、庄子和寺院、部落和军队，早缠成死结。征兵法子又狠，“两丁抽一，三丁抽二，以马代役”，不少地方两家就有一家出过兵。 人一旦进了马家军，想脱身很难，老了也常常只能去赶车、放羊、做杂役。 百姓苦归苦，可跟马家军一点牵连都没有，那也不是真话。真要摆出一个不留的架势，顽固分子反倒有了裹挟群众继续闹的借口。新区建政、民族关系、地方秩序，都得跟着翻车。 所以第一军进了青海，硬仗要打，统战也得做。 马步芳早些年在果洛、玉树那些地方下过狠手，旧怨压得人喘不过气。等马家一垮，一些原先被逼着去西宁献马献宝的部落头人，半路听说青马完了，不但没回头，反倒照样把骏马、猞猁、熊皮送到西宁，硬要交给第一军。 廖汉生推了几回都推不掉，只好回赠礼物。人心这个东西，不是光靠枪能逼来的。 可青马高层里，有人就是不服气。 马英就是个典型。个头不高，绰号“尕马英”，在青马军里却是个狠角色。骑八旅原本就是青马骑兵主力，合水、西府那些仗，冲得凶，咬得也紧。 兰州战役过后，骑八旅基本还保着个架子撤回青海，马英心里那点指望，也一直没断。 桥头会议上，一批青马高层决定给彭德怀写信请求投降，别人都签了字，偏偏马英不签，只在一旁冷笑。 更麻烦的是，马继援临走前，还给手下高层写了九封信，意思就是战马先变耕马，枪先埋地下，往后等机会。 外头再飘进些谣言，说大战快来了，说局势还能翻过来，一些人竟真信了。 马英后来在门源马场被围，带着一百八十多人缴械投降，送回训练处。 跑过一次，被抓回去，没有重办。训练处管得并不死，家在西宁的军官，晚上还能回家。 机会给到了这个份上，已经算仁至义尽。可第三次，马英借口找妻儿，请假离开，这一走，就不是逃了，是奔着闹事去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大通、门源叛乱爆发。 割电线，堵道路，打旗擂鼓，乌泱泱一片压过来。驻军原本就少，留在县城里的兵力和地方干部，加起来多也不过百十人，少的时候也就四五十。叛匪却是成千上万地裹上来。马步芳的妹夫冶生华在里头煽，说只管上去打，口粮他包十年。 城上的县长也不怯，隔着城头就回骂，说马步芳都卷着家当跑了，还在这儿哄人。 大通守得很险。余金龙带着机炮连冲出西门，要把驻在硖门的四连接回来，免得被各个啃掉。 四连那边已经被上千叛匪围着打。他下令上刺刀，机枪开路，硬是把人接回了县城。城里农会组织群众帮着守。区县干部很多本来就从部队里下来，到了节骨眼上，端起机枪就能顶上去。 门源那边更惨，驻军还不到一个连，副县长翟鸿儒突围后在野外被害。 青海刚建政那阵子，地方干部真是拿命在扛。大通县委书记李传常三十岁，县长马有成二十八岁，县委县府合署办公，满打满算不到四十人，平时背起三八枪就下乡，乱子一来，转身就上城头。 叛乱一起，第一军立刻调机动兵力驰援。 第三师师长兴中赶到后，各处乱局很快被压下去。马英在溃逃途中，被骑兵营一名司号员连开两枪击毙。可事情还没立刻完，马忠义、韩起功、谭呈祥这些人，后头还陆续闹过，直到一九五一年才被全部平息。青海这段旧账，不是砍倒一个马英就能收住的。 前头是兰州硬仗，后头是西宁受降，中间夹着统战、整训、建政、平叛，一层压一层，一环套一环，这才是那几年青海真正的样子。 那股紧绷劲儿，不是几句豪言壮语撑起来的，是靠一批年轻干部、基层战士，白天跑乡村，夜里守城门，一寸一寸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