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1938年冬天，传出周作人要当汉奸高官的消息后，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杀奸团就盯上了他。1939年元旦这天，四名自称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年轻人，敲开了八道湾十一号周家的大门。他们假借请求周作人写介绍信去日本留学为名，成功接近了目标。就在周作人听闻有人想去日本留学而沾沾自喜时，杀奸团成员李如鹏突然拔出手枪，对着周作人就是一枪。 周作人应声倒地，杀奸团以为得手便迅速撤离。然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玩笑。那一枪并没有要了周作人的命，因为他当时穿着厚厚的棉袄，子弹恰好打在了一粒铜纽扣上，只受了点轻伤。这粒铜纽扣，硬生生把周作人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遇刺后的周作人非但没有悬崖勒马，反而彻底倒向了日本人，在汉奸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善恶终有报。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大汉奸们纷纷落网，作恶多端的川岛芳子在北平第一监狱被依法处决。周作人自然也逃不掉，他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审。 当时社会各界对这种文化汉奸恨之入骨，要求判处周作人死刑、让他吃枪子儿的呼声震天响。毕竟，文人投敌对国民精神的毒害，丝毫不亚于那些拿枪的侵略者。 就在周作人命悬一线的时候，他早年的那些文人朋友圈发挥了关键作用。胡适、俞平伯等一众文化名流纷纷出面为他求情。他们四处奔走，给国民政府写信，强调周作人在沦陷期间确实保护了北大理学院和文学院的校产，没有让学校遭到破坏，而且他本人毕竟是个有极高造诣的学者。在胡适等人的大力斡旋下，国民政府最终法外开恩，周作人逃过死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4年（后减刑为10年）。 在狱中熬了几年后，历史的车轮转到了1949年。年初，代总统李宗仁为了营造和谈氛围，下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周作人就这样意外地走出了高墙，暂居在上海的学生家中。 这一年，是无数中国人命运的转折点，对周作人来说同样是一道单选题。当时，许多文化界名流都在收拾行囊准备去台湾，胡适更是早早就安排好了退路。周作人看着身边的旧相识一个个南下，心里也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 但他最终退缩了。一方面，他年纪大了，实在折腾不起；另一方面，他那口地道的绍兴口音和深厚的北平情结，让他对八道湾的老宅有着一种近乎执拗的眷恋。更重要的是，他背着“汉奸”的沉重十字架，就算去了台湾，国民党那边大概率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权衡再三，他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筹码押在新生的共和国身上。 1949年底，周作人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北平八道湾老宅。新中国成立了，面对崭新的政权，周作人内心充满了惶恐和不安。他不知道共产党会怎么清算他这个昔日的文化汉奸，也不知道自己这把老骨头还能不能在这片土地上找到立足之地。 1951年，周作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直接给中南海写了一封长信，收件人是毛泽东主席。 在这封信里，周作人极尽辩白之能事。他反复解释自己当年留在北平的苦衷，诉说自己并没有真正出卖国家利益，请求政府不要没收他的房屋，更恳求大家不要再把他当成汉奸看待。 信件送达后，毛主席的秘书胡乔木先做了一份书面报告。胡乔木在报告里写得很实在，大意是周作人写信辩白，要求不没收房屋、不当汉奸。胡乔木建议，周作人应该像李季那样在报纸上公开彻底悔过，至于房屋问题可以另行解决，他现在已经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以后还可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批示。 毛主席看完报告，大笔一挥，他极为务实地评价道：“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毛主席的这句话，可谓入木三分。既没有抹杀他“文化汉奸”的罪劣底色，也没有一棍子打死，反倒精准地看到了他身上仅存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价值——懂古希腊文。 在那个年代，精通日语和古英语的人或许还能找出几个，但能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经典的学者，简直比大熊猫还要稀缺。国家百废待兴，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既然周作人有这个本事，留着他做翻译，总好过让他去扫大街。 因为领袖的这一句话，周作人不仅保住了八道湾的老宅，还获得了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从1952年开始，他以编制外特约译者的身份，每月能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预支200元人民币的稿费。这在当时的北京，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足以让他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 晚年的周作人，终于回到了那张平静的书桌前。他为了感恩，也为了洗刷内心的耻辱感，爆发出了惊人的工作热情。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他日复一日地伏案笔耕，接连翻译了《古事记》《枕草子》《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伊索寓言》等大量日本和古希腊的文学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