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马寅初当面向主席建议推行计划生育，希望用“晚婚晚育、节制生育”的办法给国家争口气。可主席一听，当场摇头，说人口是最大的财富，建设新中国离不开更多的劳动力，这个提议立刻被否了，还摆出一番让人难以驳斥的道理：人多才是力量。这个声音，在那个年代几乎被视为真理。 1958年，那是一个满大街贴着“人多力量大”标语的火热年代。北大的马寅初校长捧着厚厚的调研数据，忧心忡忡地向毛主席提出计划生育的建议。老先生的账算得明明白白：按当时的自然增长率，50年后中国人口得奔着26亿去，到那时，粮食、就业、住房全得崩盘。所以他极力主张晚婚晚育、节制生育，希望给国家减轻点重担。 毛主席听完，当场摇头。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节骨眼上，主席的考量极其现实且接地气。那时候没多少大机器，农业、工业全靠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去刨、去干。人多确实是负担，但更是极其宝贵的发展资源。在那个时代，“人多力量大”确确实实是带领咱们走出满目疮痍、建设新中国的真理。两位伟人都没有错，他们只是各自站在了不同的历史维度，看到了国家不同切面的隐患与希望。 岁月往后推移，马老先生的担忧终究还是显现了。人口暴增带来的资源挤压实打实地砸在社会的肩膀上。为了控制这股洪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横空出世，独生子女成了一大批70后、80后乃至90后的集体记忆。那时候，超生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一代人为了国家的宏观大局，默默扛下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重任。 可是谁能想到，时代的车轮直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咱们现在面临的，已经是全球最严峻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挑战，一只脚稳稳踏进了“低生育率陷阱”。拿当前的数据说话，中国人口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快，少子化比其他国家更低。2020年全年仅仅出生了1200万人，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更有扎心的证据表明，总和生育率即将掉到1.1左右。如果这个趋势刹不住，一代人之后，咱们的人口规模就要少掉一半。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可能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这 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连国家都开放三孩了，怎么大家就是毫无动静？原因太接地气了，核心就俩字：成本。 咱们细盘一下压在年轻人头上的这几座大山。首当其冲的就是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价。2004年到2018年这十几年间，房贷收入比从17％飙升到了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咱们中国直接占了一半。掏空六个钱包勉强凑齐首付，每个月发了工资先给银行交大半还房贷，自己连吃顿好点的火锅都要算计半天，哪来的底气再多养一张嘴？ 接着就是教育和医疗。公立幼儿园一坐难求，私立幼儿园的收费堪比大学学费；孩子稍微有个头疼脑热去趟医院，几百上千块钱瞬间清零。现在的教育环境把“家庭作业演变成了家长作业”，双职工父母下班后还要硬着头皮批改作业、讲错题，精力和体力被双重透支。 看看独生子女们面临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一对小夫妻上面顶着四个老人，如果不幸遇到老人生病，这夫妻俩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养老负担重得直接挤压掉了生二胎三胎的念头。女性在职场面临的机会成本也高得离谱，生个孩子可能面临降薪、失去晋升机会甚至被边缘化。在这样的重重围剿下，大家自然只能选择捂紧钱包，封山育林。 更让人揪心的是，现在的年轻人连婚都懒得结了。单身成年人口达到了惊人的2.4亿，独居状态的就有七千多万。结婚率从2013年见顶后一路狂跌，离婚率倒是一路高歌猛进。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更是个大雷，2020年男性比女性足足多出了3490万。“剩男”问题日益突出，几千万小伙子面临打光棍的困境。连生育基础都被严重削弱了，光靠几句口号呼吁，根本毫无波澜。 面对这火烧眉毛的局面，任泽平团队做了一项极具震撼力的研究，给出了一剂猛药：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下这个节骨眼上，这或许是最务实、最能见效的办法。 放眼全球，真正能把生育率拉回来的国家，靠的全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比如法国，人家早早就开始鼓励生育，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涵盖了出生、养育、托幼全流程，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常年位居前列。反观日本，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鼓励生育的力度又太弱，加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固化思想，大量女性干脆放弃结婚生育，导致总和生育率长期停滞在1.4左右。 咱们要避免走日本的老路，当前最关键的就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立“鼓励生育基金”。给生育家庭发实打实的现金补贴、减免个税和企业所得税、提供购房租房补贴、大力建设托儿所。最精妙的一点在于，这笔钱参考碳减排支持工具，最终由央行印钱来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没钱的问题，而且绝不增加老百姓和企业的负担。 要想拉动生育率，一定要死死抓住75年到85年这批还能生的人群。为什么要指望他们？因为这批人骨子里多少还有点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