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武官之女，22岁与姐夫私奔，共患难15年，姐夫说：我们不合适 1910年，高君曼跟着陈独秀离开安庆那天，高家大门在她身后咣当一声关上了。父亲高登科没有追出来，长兄断绝了关系，姐姐高晓岚哭了一夜。高君曼什么都没带，只带了自己。 那年陈独秀被清廷通缉，高晓岚体弱无法随行，高君曼却主动说要跟着走。这件事在当时的安庆是了不得的丑闻。 堂堂武官之女，抛下家门，跟着自己姐夫跑了。 两人辗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间租来的小屋里，没有婚书，没有名分。 高君曼不在乎，陈独秀也不在乎。他们一起创办《新青年》，陈独秀喊出"打倒孔家店"，高君曼在旁边整理稿件、联络作者、筹措经费。 这段日子是真的苦。两人频繁搬家，有时候连房租都凑不齐，靠着朋友接济过活。 但当时的上海滩，知识分子圈子里人人都知道有个《新青年》，知道陈独秀，却没几个人记得那个替他打理一切的女人叫什么名字。 1917年，蔡元培力排众议，把陈独秀请到北京大学，出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了北京箭杆胡同9号，那是陈独秀的住处。 高君曼跟着去了北京，继续打理那个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6月11日那天晚上，陈独秀亲自出门，在城南新世界游艺场向人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 这次坐了98天的牢，出狱之后局势已变，他已无法在北京立足。1919年底，他秘密出逃，由李大钊护送南下上海。高君曼拖着孩子，跟着走。 再往后的事，就是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建党的那段岁月了。高君曼站在这段历史边上，是个出不了场的角色。组织开会，没有她的位置；发表文章，没有她的署名。 她养着孩子，管着家，在陈独秀的生命里扮演着一个没有正式称谓的角色。 同时，陈延年和陈乔年，陈独秀与原配高晓岚所生的两个儿子，已经离开安庆，到上海投奔父亲。彼时陈独秀忙得脚不沾地，两兄弟就睡在《新青年》出版社的地板上，每天吃大饼喝自来水，每月10块钱生活费。高君曼看在眼里，却也无能为力。 1919年，陈延年和陈乔年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转赴莫斯科。 1924年回国后，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出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主导了省港大罢工。没多少人把这位年轻人和陈独秀联系起来看，直到1927年，一切突然加速。 这一年，国共合作破裂，腥风血雨席卷全国。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主持会议时遭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军警包围逮捕。 党组织本已设法用800块银元赎人，却因营救途中辗转找人，真实身份意外暴露。 7月4日深夜，陈延年被押赴龙华刑场。刽子手让他下跪，陈延年说了一句话拒绝了，敌人动了刀，那年他29岁。 陈延年牺牲后，陈乔年从武汉赶来接手江苏省委的重建工作。 1928年2月，陈乔年在北成都路一处会议现场再度遭叛徒出卖，当场被捕。同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枫林桥被枪杀，年仅26岁。兄弟二人，前后不过一年，相继牺牲于上海。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陈独秀正在狱中服刑。他托人买了酒，对狱友说，平生不喝酒，今天要喝。第一杯祭革命烈士，第二杯祭两个儿子。酒洒在地上，他喊着延年、乔年的名字，失声痛哭。 高君曼彼时已在南京一座小院里独居多年。 1925年，陈独秀对她说了那句"我们不合适"，高君曼带着孩子搬出去，从此两人再无往来。那之后，高君曼没有再嫁，没有再提那段岁月，有人问起，她只说都过去了。 1931年，高君曼病倒，一个人躺在南京湿热的夏天里，靠着亲戚接济维持生计。43岁，走完了这一生。墓碑是多年后孩子们补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