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一次视察山东时，到了曲阜，陪同的许世友，在三孔一路巡看，毛主席突然问许世友：孔子姓什么？ 孔子姓什么？许世友回答：姓孔。 毛主席说：孔子，姓为子，氏为孔，有姓氏之分。 曲阜那一趟，气氛很特别。三孔里古木沉沉，碑石一层压一层，连风都像放轻了脚步。 陪同的人大概都以为，毛主席到了这里，多半会讲几句大历史，谁知他忽然问许世友，孔子姓什么。许世友答得痛快，姓孔。毛主席却摆了摆手，说不对，孔子，姓为子，氏为孔，有姓氏之分。 这一问，真不小。它不是随口考人，也不是故意显学问。毛主席和孔子的关系，就藏在这里。他不是站在门外喊两嗓子的人。孔子这套东西，他年轻时真读过，真记过，也真想过。后来他说过，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六年旧学，落在一个人身上，不只是识字那么简单，连看世界的第一层底色，都多少沾着它。 一九一三年，毛主席在长沙求学，记下《讲堂录》，里面写过孔子在陈绝粮、被匡人拘的遭遇，还抄下“饭疏食而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能抄到这一步，说明那时的他，对孔子不是浅尝辄止。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称孔子为圣人，还夸孔子讲卫生、重体育。青年毛主席那阵子，对孔子确实带着敬意。 可人的脑子不会老停在一个地方。 一九一八年八月，他第一次到北京，眼界忽然打开，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一股脑涌进来。到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起来，旧东西全被推到亮处重新打量，孔子自然躲不过。那年七月，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讲反对孔子，理由很多，单是孔子独霸中国思想界，使人做了两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一点就不能不反对。话说得很重，也很直。 可毛主席有一点，和只会喊口号的人不一样。他批归批，手却没停。 他在同一时期拟定《问题研究会章程》，把“孔子问题”列为有研究价值的题目，觉得它和现代人生有关，还提出研究要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说得土一点，骂人容易，弄明白难，他偏偏要走难的路。一九二零年春天，他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还专门去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 到了革命年代，他看孔子的眼光，慢慢就稳了。 他说过，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这话不是吹，也不是踩，是把孔子放回历史位置里看。一九三八年十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能讲“承继”，就说明他已经不再满足于青年时代那种一斧头砍下去的痛快了。 一九三九年二月，他进一步分析孔子学说，承认观念论哲学有长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他还说，孔子在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这些关系上，有辩证法因素。到这一步，毛主席处理孔子，已经不是简单一句好坏，而是拆开看，分层看，能留的留，该批的批。 一九四一年八月，边区财政政策有纷争，毛主席给谢觉哉写信，引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劝人客观看问题，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古人的话，被他顺手拿来处理现实争论，倒也贴得住。可另一边，他对儒家轻视经济基础的毛病又批得很硬。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说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必须弄饭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谈教育、谈学习、谈革命，都是空话。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他给刘少奇写信，说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这句话看着平实，里头却有筋骨。历史人物从来不是整块木板，常常是亮处暗处缠在一块，真要看懂，不能一把火烧光，也不能捧上神龛。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对孔子的态度，大体还是这个路数。一九五四年九月，他说孔子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五四那阵子的猛劲，他不是忘了，而是走过那段路之后，更清楚一棍子打死有多省事，也有多容易出偏差。周恩来一九五六年也说过类似的话，新文化已经站住了阵地，得回头看一看传统文化里那些还能用、值得留的东西。 毛主席也不是光嘴上说。他写《水调歌头·游泳》，把“逝者如斯夫”写进词里。孔子站在川上看流水，感叹不舍昼夜，毛主席对时间也有这个劲。他告诫身边工作人员，光阴一去不复返，要抢时间，挤时间，走到时间前头，不能做时间的奴隶。孔子的“有教无类”，他也肯定过，觉得这里头有人民性的一面。 当然，历史不能只挑顺眼的讲。 毛主席晚年发动批孔运动，走向全盘否定，带来了消极后果，这也是事实。正因为他前面反复讲实事求是，讲分析，讲不能一笔抹煞，后来这条路走急了，才更让人唏嘘。 说到底，毛主席和孔子的关系，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少年时真读过，青年时真批过，革命年代真拆开分析过，建设时期也真想过怎样批判继承。曲阜那句“孔子姓什么”，看着只是个小插曲，分量却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