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记者孔琳琳提出这样一个建议：“长期驻华外国记者在中国应该使用中文工作，不会中国官方语言的驻华记者不应得到工作签，为他们提供实时翻译花费巨资，更浪费宝贵时间，这都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钱和时间。”   根据外交部公开的2024年部门预算，外交管理事务下的“专项业务”支出增长显著，这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用于外事活动保障的费用。   一名资深同传译员的日报价动辄过万，而为了保证准确性和高强度输出，通常还需要两到三名译员轮换，再加上昂贵的设备租赁和维护费用，单场发布会的语言服务成本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本质上都源自我们的公共财政，源自每一位纳税人的贡献。   可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些巨额投入往往并没有换来客观公正的报道，反而是某种程度上在“付费让人来歪曲我们”。   在国际新闻界，掌握驻在国语言本应是记者的基本生存技能，被称为“行业金律”，试想一下，中国的记者被派往华盛顿、伦敦或巴黎常驻，有谁会专门为他们配备全程中文同传？   如果我们的记者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要求对方用中文回答问题，恐怕连大门都进不去。   美国在发放媒体签证时，虽然法律条文上没有硬性规定语言成绩，但在实际面试和工作中，流利的英语沟通能力是默认的准入门槛，否则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然而到了中国，情况却完全反过来了，一些外国记者在中国常驻多年，不仅中文水平停留在只言片语的阶段，甚至在正式场合公然拒绝使用中文。   孔琳琳在建议中提到的现象非常普遍且具有讽刺意味：部分外国记者明明具备一定的中文能力，但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等严肃场合，依然坚持使用英语提问。   这看似是为了确保证据引用的“精确性”，实则是一种心理上的防御和对“话语权”的把控。   他们通过迫使中方提供翻译，人为地制造了一道“语言屏障”，既维持了所谓的“职业优越感”，又在无形中拉长了会议流程，浪费了在场所有人的宝贵时间。   由于无法直接阅读中文一手资料，无法深入中国社会的毛细血管与普通民众交流，大量驻华外媒记者只能依赖少量的“新闻助理”来获取信息。   他们就像隔着一层厚厚的“语言玻璃”在观察中国，看到的往往是经过折射甚至扭曲的景象。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总是充满了刻板印象和常识性错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理解这个国家复杂的社会肌理。   他们更愿意待在舒适的语言泡泡里，炮制那些迎合西方读者的地缘政治叙事，而对中国真实鲜活的“市井烟火”视而不见。   作为曾经的驻英记者，孔琳琳在海外一线真刀真枪地拼搏过，深知在异国他乡开展新闻工作的艰难与底线。   2018年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她因为维护国家尊严、反驳分裂言论而遭到粗暴对待，甚至被当地法院不公正地裁决，但她始终没有低下高昂的头颅。   正因为有过这种在充满敌意的舆论环境中突围的经历，她才更清楚地看到，我们在自家门口对外媒的“无底线纵容”是多么荒谬。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