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唐闻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从此她远离了工作多年的外交系统。几年以后，她被分配到中国日报社工作，此后又在铁道部长期任职。 那年她三十四岁，正是做事的年纪。从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的位置上离开，去干校种地，搁谁身上都不是个滋味。干校在河北，日子过得简单，天亮下地，天黑收工，手上磨出茧子，肩膀晒脱了皮。听说她挑水的时候摔过跤，膝盖磕破了，也没吭声，第二天照样去干活。那段日子没人把她当翻译官看，她也从来不提以前的事。晚上别人歇着，她有时候坐在炕沿上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 后来有人问她那几年苦不苦，她笑笑，说庄稼人一辈子都这么过，我这才几天。话是这么说，可谁都知道，从人民大会堂到庄稼地，这落差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 1979年从干校回来，她没回外交部。组织上安排去党校学习了一阵子，出来后去了《中国日报》。那是一份新办的英文报纸，缺人手，尤其缺她这样真正懂英文的人。报社在王府井附近，办公室不大，几个人挤一间屋子。她去的时候是副总编，干的活儿却杂得很，审稿子、改标题、有时候还帮着校对标点符号。 有人说她屈才了，那么好的英文底子，不去搞外交跑来做报纸。她听了也不争辩，该干嘛干嘛。那时候报社年轻人多，有些人英文底子薄，稿子写得疙疙瘩瘩。她拿着红笔一点点改，边改边讲，这个介词用得不地道，那个句式太中式。改完了还把人家叫过来，问懂了没有。有年轻编辑后来回忆，说唐老师改稿子从不发火，可她那支红笔比骂人还让人长记性。 在日报干了两年多，1986年又调了，这回是铁道部外事局局长。消息传出来，认识她的人都愣住，从外交到新闻，从新闻到铁路，这跨度也太大了。她倒没说什么，收拾收拾就去报到了。 铁道部的活儿跟外交部完全是两码事。外交讲的是政策、分寸、国际局势，铁路讲的是线路、机车、信号系统。她去了之后，先是一本一本啃专业书，遇到不懂的就问工程师。有一次去西南出差，看线路勘察，山路不好走，她跟着跑了一整天，脚脖子崴了也没停。同行的人说，唐局长那时候都四十多了，比小伙子还能跑。 在铁道部她干了十三年，参与了不少国际合作的事。日本、德国、法国这些国家的铁路技术引进，都有她的份。那时候中国铁路正赶上大发展，外事局忙得很，她经常出差，有时一个月跑好几个国家。1999年离开铁道部的时候，很多人舍不得，说她走了，外事口少了个真正懂行的。 回想起来，她这一辈子好像老是被调来调去，每次都是从头学起。外交干得好好的，去了干校；干校回来，没让回老本行，去了报社；报社刚上手，又去了铁路。换别人，可能早就不干了，或者混日子。她没有，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跟刚毕业的学生似的，老老实实学，认认真真干。 2024年她得了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八十多岁的人了，站在台上还是那副样子，话不多，笑得很淡。记者采访她，问起以前的事，她不说那些高光时刻，倒是念叨起干校的庄稼、报社的年轻人、铁道部的工程师。有人说她豁达，我倒觉得，她只是看明白了，人这一辈子，很多时候不是你在选路，是路在选你。能做的，就是走好脚下这一步。 她这一生翻译过的，何止是语言。命运给她什么稿子，她就翻什么稿子，从不挑拣，从不走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