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很多人对“外交信使”这个职业很陌生。其实，他们就像是国家机密的“移动保险箱”，执行任务时至少两人一组，互相监督，寸步不离。 1985年11月的一天，中国外交信使何存峰就和同事杨水长一起，带着两只加封了国徽、装有绝密材料的外交邮袋，从旧金山登机前往纽约。 这一路，两只沉甸甸的邮袋就放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两人的目光几乎没离开过。 飞机平稳爬升，飞入平流层。这时，杨水长凑了过来，脸色有些疲惫地说自己已经两天没合眼，困得实在撑不住，想把自己的那份邮袋交给何存峰看管，自己先补个觉。 何存峰看他确实累得眼皮打架，又觉得是在万米高空的机舱内，应该不会出什么岔子，便答应了下来。 他把两只邮袋挪到自己身边更稳妥的位置，杨水长道了声谢，转头靠窗坐下，很快就发出了鼾声。 飞了大约半小时后，他实在憋不住，想去趟洗手间。临走前，他特意轻手轻脚地叫醒了杨水长，反复叮嘱。 交代完毕，何存峰才放心地快步朝机舱尾部的洗手间走去。然而仅仅几分钟的时间，当他整理好衣服返回座位时，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血液倒流：坐在身旁的同事杨水长和那两只外交邮袋一同消失了。 何存峰心里咯噔一下，他立刻四处呼喊寻找，并询问附近的机组人员。很快他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杨水长早些时候曾声称身体不适，去过机舱前部的机组专用区域，之后便音讯全无。那里是乘客禁区，平时大门紧闭。 何存峰顾不上多想，快步冲向机舱前部，却被安保人员死死拦住。对方一言不发，只是像一堵墙那样堵住了通道。 他转而试图联系机长，出示证件说明情况的严重性。机长看了他的证件，听完陈述后却冷漠地表示，这属于乘客之间的私人纠纷，机组不便插手，一切等飞机落地再说。说完，驾驶舱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何存峰不甘心，又跑回经济舱和商务舱仔细搜寻，依然没有任何线索。气氛骤然紧张。紧接着，机舱广播毫无征兆地响起，通知全体乘客：飞机出现技术故障，必须临时改降芝加哥。 何存峰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一旦触及美国本土，杨水长若是趁机申请政治庇护，这两只关乎国家命运的邮袋极有可能被美方强行扣留。那些绝密文件一旦泄密，后果将不堪设想。 飞机开始下降，窗外的城市轮廓逐渐清晰。然而当飞机在芝加哥的停机坪滑行停稳后，舱门却迟迟没有开启。 几辆黑色轿车疾驰而至。从车上下来的人并非机场地勤，而是身穿制服的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FBI）探员。他们迅速登机，封锁了通道，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何存峰身上。 一名乘务员走过来，客气地请他下机配合检查。何存峰纹丝不动，只是将胸前佩戴的外交信使证件高高举起。 见状对方短暂退却，改口要求他去停机坪见官方人员。他依旧拒绝移动，从随身包里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摊开放在座椅扶手上。 那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关于外交邮袋不可侵犯的条款，他手指重重地点在“不可侵犯”几个字上，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 美方人员互相对视，显然没料到他会如此强硬。有人走开打了个漫长的电话。随后的几个小时里，美方派来了好几拨人轮番交涉。 第一拨人拿出杨水长签署的声明，强调所谓的“程序”已经启动；第二拨提议只对外观进行登记，绝不拆开；第三拨则希望大事化小，建议走外交渠道慢慢谈。 此时飞机已在停机坪滞留了两个多小时，乘客早已疏散一空，所谓“走程序”的说法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何存峰的回应始终如一：文件摊开，手指未动，立场坚定。 天色渐暗，停机坪的灯光亮起。美方人员的脸色越来越凝重，通话时间也越来越长。最早登机的那位FBI探员，站在舱门外沉默良久，打了两个电话后，神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转身向何存峰做了一个手势，指向机舱顶部的储物阁楼。 何存峰收起文件，跟随他过去。掀开帘子，两只邮袋静静地躺在地板上，封条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拆开的痕迹。 他蹲下身逐一检查，确认封蜡严丝合缝，随后一手拎起一只，稳稳地站起身，走向舱门。 飞机重新加油，申请起飞。何存峰回到座位，将失而复得的邮袋紧紧抱在身侧，双手始终没有离开，直到飞机离开地面，冲入云霄。 当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机场时，中国驻美使馆的工作人员早已在出口等候。他顺利完成了交接，并将这惊心动魄的几个小时详细汇报。 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核查后，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最终不得不承认处置失当，并承诺今后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何存峰因在这次危机中沉着冷静、捍卫国家利益，荣立大功一次，工资连升两级。 而杨水长，不仅没能如愿以偿，反而弄巧成拙。他企图带走的邮袋早在落地前就已完璧归赵。等待他的，只有一份冰冷的叛逃记录，以及外交生涯的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