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乘坐美国客机飞往纽约，在飞行途中，何存峰去了一次洗手间，回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外交邮袋不翼而飞，外交邮袋中装着绝密文件，这次的任务就与文件有关，他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被美方粗暴地拒绝了。 这次任务的核心就是安全护送这两只邮袋里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关乎国家利益，容不得半点闪失。 按照外交信使的工作规定，两人相互监督，确保邮袋时刻在视线范围内，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底线，毕竟外交邮袋就是信使的生命，人在邮袋在是他们刻在心里的规矩。 当天8点30分，飞机准时起飞。飞行大约40分钟后，杨水长对何存峰说，自己在旧金山待了两天没睡好，想睡一会儿，就把看护邮袋的任务推给了何存峰。 何存峰虽然也在看电影，但心里一直记挂着邮袋，眼睛时不时就扫向脚下的两只草绿色外交邮袋，过了大概20分钟，何存峰感觉有些内急，就推醒了杨水长，反复叮嘱他看好两只邮袋，千万不能离开， 杨水长迷迷糊糊地点了点头，何存峰才放心地起身去洗手间。他没敢耽搁，匆匆上完就立刻返回自己的座位，可刚走到座位旁，就瞬间慌了神——杨水长不见了，脚下的两只外交邮袋也跟着不翼而飞，座位上只剩下他自己的一只航空包。 何存峰的脑子一下子就乱了，他立刻在整个座舱里仔细寻找，把每个角落都找遍了，可无论是杨水长，还是那两只至关重要的邮袋，都没有任何踪影。 他想起飞机上有一个紧连着驾驶室的“阁楼”，那是平时很少有人去的地方，他怀疑杨水长和邮袋被藏在了那里，就快步走上通往阁楼的梯子，可刚走了几步，就被两名穿制服的美方保安人员拦住了。 何存峰的外语水平有限，没法直接和美方保安沟通，只好赶紧在同舱找了一位英语流利的中国旅客当翻译，向美方保安说明自己的身份，以及邮袋丢失的情况，要求去阁楼查看。 可美方保安的态度十分蛮横，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既不解释原因，也不透露任何信息。 看到美方这样的态度，何存峰心里就有底了，肯定是杨水长出了问题，大概率是他携带着邮袋想叛逃，而美方已经知情，甚至在暗中配合。 何存峰没有气馁，他知道自己不能意气用事，在美方的飞机上，对方人多势众，硬来肯定不行，只能靠外交手段据理力争。 他通过翻译，义正词严地对美方保安说，自己是中国外交信使，携带的外交邮袋受国际公约保护，美方有义务协助找回，要是拒不配合，所有后果都要由美方承担。 可美方根本不吃这一套，还是强硬拒绝，后来一名美国空姐拿来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何存峰的护照、机票，还有他和杨水长临行前准备的零用美钞，里面还夹着一张杨水长写的字条，字条上的字迹很清楚，何存峰一眼就认了出来，真相彻底大白，杨水长确实叛逃了，还主动带走了外交邮袋，并且向美方申请了“政治避难”。 得知真相后，何存峰十分气愤，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暗自发誓，就算拼了性命，也不能让国家的绝密文件落入美方手中。 可美方觉得没必要再和他周旋，就编造了一个谎言，说飞机引擎出现故障，需要临时降落在芝加哥国际机场。 何存峰心里很清楚，这就是美方的阴谋，想趁机把杨水长和邮袋转移走，他当即提出抗议，可还没说几句，就被美方人员粗暴推搡，根本不给她辩解的机会。 当天下午1点半，飞机降落在了芝加哥国际机场，这时美国民航机长才不得不露面。 机长推脱说，杨水长主动申请政治避难，还说要带着邮袋去台湾，不肯把邮袋交出来。 何存峰立刻驳斥了机长的说法，他说，杨水长当时正在执行紧急公务，国家对他十分信任，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政治避难”理由； 就算杨水长擅离职守、另有企图，他也已经丧失了外交信使的资格，无权保管外交邮袋，邮袋必须归还给正在执行任务的自己。 机长被说得理屈词穷，却还是不肯让步，还提议让何存峰下飞机，和杨水长一起监督邮袋拆封，然后再换机去纽约。 何存峰当场拒绝了这个提议，他明确告诉机长，根据国际公约，外交邮袋任何人都不能开拆或扣留，要是美方敢无理拆封邮袋，美国政府和机长本人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他还坚定地表示，自己是这趟航班的旅客，目的地是纽约，不到纽约，他绝不离开飞机。就这样，何存峰、美方机长和叛逃的杨水长，在飞机上陷入了僵持。 下午2点以后，美国移民局和国务院的官员先后登上飞机，他们听取了何存峰的陈述和立场后，虽然心里知道美方理亏，却还是嘴硬，说杨水长不同意把邮袋交出来。 何存峰没有妥协，再次申明自己的立场，反复提醒美方，必须遵守国际公约，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要由美方全权负责。美方官员商量了一阵后，终于松了口，走到何存峰面前说，你胜利了。 就这样，何存峰终于取回了那两只他视若生命的外交邮袋，仔细检查后，确认邮袋完好无损，没有被拆封的痕迹，他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了下来。而叛逃的杨水长，被两名美国警察带走了。 这件事发生后，中国方面立刻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美方心里心虚，做了一番辩解后，承诺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