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四十三岁，一个再平常不过的蹲坑，把我后半辈子的人生彻底改了道。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皮实的人，开出租车十几年，风里来雨里去，腰不酸腿不疼，除了有点痔疮，连感冒都很少得。痔疮是老毛病了，久坐的人谁没有点这个，每次上火或者吃辣了，大便就带点血丝，我从不放在心上，老婆让我去医院看看，我总是一句“有啥好看的，痔疮又不是病”给打发了。
可那阵子不对劲，大便里的血不是一丝一丝的，是滴答滴答往下滴，鲜红色，马桶里跟泼了红墨水似的。我心里打了个突，但还是自我安慰，可能是最近辣椒吃多了。老婆王芳把饭菜里的辣椒全挑出来，又把楼下药店那个老中医推荐的中成药买回来，我按时吃了半个月，血不但没少，反而觉得肚子隐隐作痛，总想去厕所，每次蹲半天又拉不出多少东西。
有天下午收车早，帮邻居老赵家搬了几箱啤酒上楼，刚蹲下就觉得眼前发黑，站起来的时候脑子嗡嗡响，差点一屁股坐地上。老赵媳妇吓坏了，说刘哥你脸色咋白成这样。我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有点累，回家躺躺。晚上王芳给我端饭，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问我是不是贫血，嘴皮子都没血色了。我扒拉了两口饭，说你别大惊小怪，开车的哪个不熬得面黄肌瘦。
但那天夜里我睡不着了，翻来覆去想了半宿。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这血带的时间太长了，以前三五天就好，这回拖了一个多月还这样。我悄悄用手机查，手指头在搜出来的那些词上划过去，“肠癌”两个字像针一样扎眼睛，我赶紧关了手机，又觉得是在吓自己。第二天中午，我趁等活儿的时间，把车开到县医院门口，在车里坐了十几分钟，最后调头走了，想着过两天再说。
又拖了三天，那天早上我开车出门，刚过一个红绿灯，小腹突然一阵绞痛，方向盘差点没抓稳。我赶紧把车靠路边停下，豆大的汗珠往下掉，把副驾上放的一张洗干净的旧毛巾都擦湿了。缓了十来分钟才好。这一次我彻底怕了，直接给王芳打了电话，让她陪我去医院。她没问我怎么了，就说了一句：“你在医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到。”
挂号，排队，进诊室，医生是个五十来岁白头发的老头，问得很仔细，多久了，什么颜色，有没有变细，家里有没有人得过肠癌。问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抬眼看了我一下，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问这个。他给我开了单子，说做个肠镜吧，别怕，睡一觉就完了。我拿着单子去交费，一看要四百多块钱，心里还在想，这他妈真贵，够加两箱油了。
第二天做肠镜。护士让我侧躺，针推进去的时候我还清醒，就看着天花板上那个灯特别亮，然后就没知觉了。醒过来的时候王芳坐在旁边，眼圈红红的。我嗓子发干，问她查完没。她没说话，把那张单子递给我。我歪着头看了半天，上面的字我不太认得，就看见“结肠”两个字后面有个“占位性病变”。“占位”这个词我以前没听过，但我看了看王芳的表情，心里啥都明白了。
医生叫我们进去谈话。老医生把一张检查报告盖在桌上，说情况不太好，基本能确定是恶性，得赶紧做手术，还要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扩散。他说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坐在那儿，脑子里却像被什么轰了一下，半天缓不过劲来。王芳问了一句还能治吗，医生说着发现得偏晚，但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尽快手术，术后再配合治疗。
从医院出来，我坐在车后排，王芳开着车，走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她突然趴在方向盘上哭出了声。我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天下着小雨，雨刷器一下一下刮着玻璃，像在我心口划口子。
后来的事情就像按了快进键。卖车，凑钱，住院，手术。我躺在病床上那个晚上，隔壁床住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大爷，做肠子手术切掉了一小截，天天挂着个造口袋。他老伴每天给他擦洗换袋，嘴里念叨着，当初要是早点查，哪至于切这么长。我听着心里发毛，攥着床单的手心全是汗。
我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切了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肿瘤，还截掉了一节肠子。醒过来的时候全身插着管子，王芳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眼角的泪还没干，见我睁开眼，赶紧挤出一丝笑，说没事儿了，都过去了。我没力气说话，只是把手翻过来握住她冰凉的手指头，喉头一阵一阵地发紧。
术后的日子才是真受罪。第一次下床，腿软得像踩了棉花，扶着墙走了三步就得歇半天。排气之前一口水都不能喝，嘴唇干裂了只能用棉签蘸水润一润。王芳日夜不离地守了七天，原本就没多少肉的下巴瘦成了尖的，我心里难受，嘴上却说不出什么软话，只能在她扶我上厕所的时候多说一句“辛苦你了”，她就别过脸去擦眼睛。
病理报告出来那天，老医生亲自到病房来，说好消息，淋巴结没见转移，分期不算晚，术后恢复得好，五年存活率很高。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刘，你算是捡回来一条命，以后可得长记性。我和王芳面面相觑，那一刻我眼泪差点就掉下来，又觉得一个大老爷们哭不像话，就仰着头看了好半天天花板。
我住院第三周，手术那层走廊尽头住进来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小伙子，姓陈，开烧烤店的，跟我一样便血了大半年，一直当痔疮用马应龙。他来医院的时候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脸色蜡黄，走几步路就要扶着墙喘半天。我们两家病房离得近，有时候搭上话说几句。他说自己也怪不了别人，就是舍不得关店，白天串串晚上烤串，累得不行，哪有工夫往医院跑。
他手术切得比我狠，整个直肠都拿掉了，从此要带着造口袋过日子。我出院那天，他还躺在病床上，他老婆送我下楼，红着眼跟我说：“刘哥，你们发现得早，好好养着，以后还是个好人，我家他……医生说后面还要化疗。”我听她说这话，心里堵得慌，下楼的时候腿都是软的。
出了院在家养了三个月，我整个人瘦了二十多斤。以前开车时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是个本事，现在才明白那点儿“本事”差点要了我的命。王芳把家里的辣椒罐子全扔了，一日三餐清汤寡水，连油盐都减了量。起初我嘴馋得不行，半夜馋醒了，咬着被子想路边摊的烤串想得口水直冒，但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翻不了身的滋味，啥念头都没了。
我妈专程从乡下赶来照顾我，每天熬小米粥，炖得烂烂的，端到床边看着我喝下去才肯走。她头一回在我面前老泪纵横，说我爹年轻时候也是小病拖成大病走的，叫我万万不能学他。我心里的愧疚像潮水一样涨起来，想到自己这些年，仗着年轻，熬夜、开夜车、饥一顿饱一顿，一天两包烟一撂，把身体糟践够了才后悔。
病好到能重新开车的时候，已是第二年春天。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把车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消毒水擦了又擦，然后开去县医院门口，专门拉那些来看病的人。有一天拉了个跟我当初一模一样的大哥，四五十岁，脸色灰扑扑的，一上车就说痔疮又犯了，要去医院开点药。我问了他几句，有没有便血，多长时间了，他愣了愣，说大半年了。
我把他送到医院门口，没让他下车。我回过头看着他，跟他说了自己的事，我说大哥，你要是信我，挂个消化内科，做个肠镜，几百块钱，别拿命去赌。他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下了车。我看着他走进医院大门的背影，心里跟压了块石头似的，觉得这一辈子开车，哪次也没拉着个人让我这么揪心。
昨天王芳陪我去复查，一切平稳。老医生看完报告笑了，说你再活个三十年问题不大。从医院出来，我扶着王芳走在街上，春天的太阳晒得人身上暖烘烘的。她问我，你以后还有啥想干的事没。我想了想，说我打算跟出租车公司申请，在车里放点宣传册，告诉那些跟我一样不把便血当回事的人，千万别稀里糊涂地把痔疮当成唯一的答案。王芳没忍住笑出了声，说你可真是，病一场，还病出个宣传委员的觉悟来了。
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这一场病让我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世上有些事情，你越不当回事，它就越当回事地找你算账。大便带血这种事，说起来不干净不体面，但保命要紧，那些不好意思开口的话，往往藏着你最亏欠自己身体的债。
那天下午我开着车经过老城区，看见那个烧烤店的小陈，远远地坐在店门口的轮椅上，笑着跟人说活。我没停车，只是在车里朝他按了两声喇叭。他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朝我挥了挥手。我忽然就觉得，活着真好，能看见春天真好，能把那些话讲给别人听，也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