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陈再道正在家中享受宁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几名穿着制服的人闯入，说：“首长，有件事需要报告您，请做好精神准备。” 老爷子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缸子还冒着热气。他抬眼打量这几个人，领头的他认识，是军区政治部的，平时见面都笑呵呵的，今天这表情绷得跟拉满的弓似的。屋里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针的动静。陈再道把缸子往茶几上一放，也没让座，就说了俩字：“说吧。” 那人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半天才憋出一句：“老首长，是关于您儿子的事……” 陈再道心里咯噔一下。他儿子陈东平，这名字这几年在家里就是个雷区。七十年代末那会儿，这小子在部队里搞那些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还偷看什么内部参考材料，最后被判了两年劳教。出来以后，老爷子给他铺过路，想着年轻人走岔了道，拉一把还能回来，托关系把他送到外地一家外贸公司好好干，踏踏实实过日子。这两年消停了些，逢年过节也往家里写信，字里行间看着像是懂事了。难道又出幺蛾子了？ “他怎么了？又犯什么事了？”陈再道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屋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领头的那个干部没敢看他的眼睛，低着头说：“首长，他……他去香港以后，被人拉下了水，现在人在那边不回来了，那边发过来的消息说，他已经表态不认可这边的一切，要跟家里划清界限。” 陈再道没说话，眼睛盯着茶几上那个搪瓷缸子，半天没动。缸子上印着“将革命进行到底”，那是抗美援朝时候发的慰问品，跟着他几十年了，磕掉了好几块瓷，也没舍得扔。屋里其他几个人大气都不敢出，就那么站着。 过了好一阵子，陈再道才慢慢抬起手，摆了摆：“你们都回去吧。” 几个人互相看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敬了个礼，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带上了。 门一关，陈再道身子往沙发里一靠，闭上了眼。他脑子里翻腾的不是现在，是几十年前那些事。他在战场上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这个儿子还没出生；他跟着大别山的老乡们打游击的时候，吃的都是树皮草根。他一辈子没怕过什么，敌人不怕，死不怕，可这一刻，他觉得累，打心眼里累。 他那老伴张双群走得早，要是还在，知道这事儿得哭成什么样。他也知道，这种事情搁在八十年代，不是他陈再道一家碰上了，多少老战友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孩子们生在和平年代，没吃过苦，没挨过饿，他们脑子里的那些想法，跟老一辈人根本对不上茬。 那天晚上，陈再道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灯也没开，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坐了很久。警卫员在门外探头看了好几回，也不敢进去。后来他站起身，走到电话机旁，给组织上打了个电话，声音平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况我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陈再道，没什么特殊要求。” 挂了电话，他又站了会儿，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里放着李谷一的《乡恋》，声音飘过来软绵绵的。老爷子转身进了卧室，门轻轻合上了。 这事儿后来在院里传开了，但没人敢当面提。陈再道那之后明显老得快，背也没以前那么直了。可每次大院组织学习，他照常去，照常发言，照常说那句老话：“枪杆子打下来的江山，要靠笔杆子守住，更要靠裤腰带勒紧了传给后辈。” 那个年代的老人，心里头都有一杆秤，称得出江山的分量，也称得出骨肉的分量。只是有时候，秤杆上的那颗星，晃得让人看不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