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十几个汉奸押了一个八路军，打算送给鬼子，路上时，一个农民把汉奸头子拍下马，对着十几人大喊：“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快投降吧！” 这句话落在晋察冀边区的山路上，并不是偶然的冲动。1943年的华北，正处在日军“治安强化运动”最严厉的阶段。自1942年春起，华北方面军在冈村宁次指挥下推行清乡、封锁、保甲连坐制度，晋察冀根据地的交通线被层层据点切断。 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不断调整部署，小分队频繁出击，锄奸与营救成为日常任务。被押送的八路军战士名叫王福田，此前负责交通联络，因为叛徒出卖在村口被捕。 按照日伪的惯例，押往据点后多半要严刑审讯。 山路不宽，押解队伍隶属当地维持会武装，共十一人，由一名小队长骑马带队。沿途村庄在1942年秋天清乡后多半被迫编入保甲，百姓见到押送队伍不敢多言。 王福田被反绑双手，心里清楚自己掌握着交通站名单和粮秣转运路线，一旦松口，连累的不是一两个人。王福田想起1940年百团大战后敌人报复扫荡的惨状，许多村庄被烧毁，群众被迫迁移，那一幕至今还在脑子里。 就在押送队伍经过一段坡道时，三个挑担的“农民”迎面而来。为首的人正是师富昌。师富昌长期在边区从事情报与便衣行动，熟悉敌人巡逻时间，也清楚伪军士气。 1943年前后，伪军数量增加，但战斗意志普遍低落，《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记载，这一时期不少伪军在遭遇突然袭击时往往失去指挥便四散。师富昌判断，只要控制带头者，就有机会瓦解整支押解队。 扁担挥出的那一下没有犹豫。汉奸头子坠地的瞬间，师富昌已经举枪。随行的两名战友摘下斗笠，枪口对准其余人。 喊出“已经被包围”的话，是临场决断，也是对敌情的判断。伪军平日依赖据点掩护，一旦离开岗楼，心里并不踏实。带队者倒下，剩下的人面面相觑。 几秒钟的沉默像一条线绷着，谁也不敢动。师富昌心里明白，时间拖长就会出变数，只能逼着对方在恐惧里做选择。 晋察冀军区在1943年多次强调锄奸要迅速果断，避免久战。师富昌的行动符合这一原则。押解队很快被缴械，王福田得以脱身。 行动结束后，三人带着俘虏转入山林，按既定路线撤离。这种小规模营救在根据地并非孤例。1942年至1943年间，各分区便衣队曾多次以三五人伏击押解队伍，相关战例见于《华北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 敌后斗争讲究出其不意，人数从来不是决定因素。 王福田被解救后并未离开前线，而是继续参与交通工作。那一年，边区物资紧缺，日军封锁愈发严密，粮食和药品都靠秘密转运维系。师富昌等人承担的风险极大。 锄奸队员的身份一旦暴露，往往遭到暗算。根据战后编纂的烈士名录统计，1942年至1944年间，敌后便衣人员牺牲率很高，多数人年纪在二十多岁。 师富昌后来在一次行动中遭人暗算，年仅二十七岁。关于具体经过，各地志书有不同记载，但都确认牺牲时间在抗战胜利之前。 那一代人没有等到1949年的到来，却为根据地撑过最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