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出人意料地解除了政坛二号人物、他的政治亲信卡姆奇别克·塔希耶夫（KamchybekTashiev）的国家安全委员会（GKNB）主席职务。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官方媒体宣传塔希耶夫因身体原因将前往德国接受“疗养”。
紧接着，扎帕罗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重要机关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人事调整与机构改革：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协调中心主任丹尼尔·雷萨利耶夫（DanielRysaliev）、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库尔万别克·阿瓦佐夫（KurvanbekAvazov）、第二副主席埃利扎尔·斯马诺夫（ElizarSmanov）等多位高级官员被一并解职；负责高级官员安保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处被升格成为国家警卫局，并划拨给总统办公厅管辖；原隶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边防局脱离其管辖成为独立的行政机关。2月21日，扎帕罗夫还专门成立了国家调查委员会来节制并分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同时还赋予最高检察院与军事检察院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侦查活动的程序合法性审查权。
对于当前的吉尔吉斯斯坦政坛而言，塔希耶夫的解职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改组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异动。
上月还在秀“兄弟情”这月就被炒鱿鱼
长期以来，塔希耶夫都以扎帕罗夫最为坚定的战友、盟友的形象展现在公众的面前。早在2012年，塔希耶夫就坚定地追随扎帕罗夫抵制外资收购库姆托尔金矿，两人因此双双入狱。数年的狱中相伴也使二人的友谊更为深厚。
2020年10月6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被爆出贿选与舞弊丑闻点燃了选民的不满情绪，继而事态迅速升级成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时任总统索隆拜·热恩别科夫在群众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入狱长达八年之久的扎帕罗夫在抗议群众的支持下成功越狱并迅速问鼎政坛顶峰。
塔希耶夫作为扎帕罗夫最为重要的政治盟友以及最为亲密的政治伙伴，在扎帕罗夫执政后他也从阶下囚一跃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坛中的二号人物。从此在吉尔吉斯斯坦公众的视野里，二人形影不离，塔希耶夫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竭尽全力地帮助扎帕罗夫巩固权力。他奔走于吉尔吉斯斯坦全国各地发表演说，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上为扎帕罗夫的政治行为进行辩护，同时他也利用手中的暴力机器对各类腐败行为以及反对派势力进行打击。
塔希耶夫2026年1月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我们（塔希耶夫与扎帕罗夫）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与理解的基础上，那些企图分裂我们的计划不会得逞，此生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开。如果身体健康且条件允许，我愿意辅佐扎帕罗夫直到生命的尽头。”
也恰恰是在塔希耶夫发布这个表态的同时，他与扎帕罗夫之间的亲密伙伴关系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最终导致了塔希耶夫的下野以及扎帕罗夫对其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全面改组。近期，扎帕罗夫在电视采访中谈到此事时表示：“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国家团结，防止社会分裂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分裂。”
一对曾在风雨中共患难、情同手足的政治搭档，为何会在一夜之间迅速决裂？这一切首先要从当前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社会现实谈起。
亮眼的经济成绩与暗流涌动的吉尔吉斯斯坦
2020年10月，扎帕罗夫先后被抗议群众“拥立”为“代理总理”以及“代理总统”，并于次年1月的“非例行总统选举”中以79%的压倒性得票率取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扎帕罗夫执政后有意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2025年4月，他发起宪法公投，新版宪法意在削弱议会力量（议会代表席位从120个减少到90个），并扩大、巩固总统权力（总统无需经过议会同意即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安全机关负责人和政府各部委首脑）。扎帕罗夫以强硬的政治手腕在极短时间内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由议会共和制转向为“超级总统制”。议会逐渐依附于总统权力，议会中80%以上的席位皆为亲总统的势力所占据，其中缺少反对力量，难以对不断膨胀的总统权力形成钳制。
扎帕罗夫改革政治体制意在纠正无节制的民主所引发的政府低效与失能。权力的集中也确实带来了亮眼的经济增长。自2021年至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GDP年均增长率约为9%，并在2025年创下了新的增长纪录，当年前11个月平均增长率高达10.2%。人均GDP则从2021年的约1200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0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国家预算收入几乎翻了两番（从2021年的约2000亿索姆增至2025年的超过6000亿索姆）。另外，欧洲的债务援助以及俄乌冲突所带来的产业转移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世界银行2025年的评级中，吉尔吉斯斯坦已从“最贫困国家”行列跃升至“中低收入国家”行列。
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诸多的系统性风险。
首先，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依然严重：一方面，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由建筑、基础设施等行业拉动（自2022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建筑、基础设施投资年均增长率高达30%至40%）；另一方面，保险、采矿等传统支柱型行业却因国家资本垄断而活力不足，发展长期停滞；此外，由于俄罗斯国际结算系统受到制裁，长期占到全国GDP总额15%至20%的侨汇收入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其次，经济增长的成果难以惠及广大民众，贫困率仍维持在25%左右。另外经济增长所带来的高通货膨胀率也在侵蚀着人们的生活。据吉尔吉斯斯坦官方统计，自2022年以来，国内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徘徊在6%至9%之间，这导致食品、燃料、各类公共服务价格的上涨速度超过了平均工资增长速度。
最后，债务风险依旧突出。到202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债务占GDP比重已超过50%，且内债增速迅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示，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可能出现过热，个别部门投资的快速扩张未能伴随生产率提升与必要的结构性改革，而这些投资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国家部门，民间资本并不活跃。
吉尔吉斯斯坦国内重大选举活动的投票率一向都被视为其政治、社会稳定的晴雨表。2020年10月导致群众大规模抗议的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为34%。而2025年11月30日提前举行的议会选取投票率则为36.9%。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观察员注意到这场选举存在着违规行为。可见，当前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内暗流涌动，依然存在着相当大不确定性。
总统权力的膨胀并未从根源上改变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中所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问题，这使扎帕罗夫的执政合法性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因此，扎帕罗夫依赖于他的政治盟友塔希耶夫所掌握的暴力机关帮助他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塔希耶夫及其领导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权力随着总统权力一并膨胀。国家安全委员会曾被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比喻为政治中的“独立王国”，其可以在未经任何合法性授权的情况下展开各类调查、逮捕行动。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权力的膨胀同时也可能对总统权力造成一定的潜在威胁。
关于塔希耶夫被解职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改组多被看作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高层的权力斗争。
长期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广泛存在着塔希耶夫将“接班”或在下一轮大选中与扎帕罗夫竞争总统宝座的说法。另外，在塔希耶夫被解职的第二天，吉尔吉斯斯坦媒体披露了一份由75位公众人物联署的信件，其要求宪法法院对扎帕罗夫第一届总统任职时间、是否应当提前举行总统选举做出裁决（按照2021年4月由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总统任期被修改为五年一届，而扎帕罗夫在2021年1月正式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一届）。这一系列传闻虽未得到证实，但却暗示着扎帕罗夫的权力可能正在经受着挑战。
“文官普力夺”：现代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斗争的深层逻辑
为何扎帕罗夫会将他最为坚定的政治盟友视为其权力的潜在威胁？
这就需进一步考察当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背后更为深层逻辑。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一书中界定了一种名为“普力夺（Praetorian）”的现代社会形态——政治领域中制度化程度低且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高就会产生一种结构性的矛盾，这使得形形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能够直接在政治领域里进行活动。
亨廷顿对这类社会的具体表征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是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各个团体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民众暴动，军人就政变，牧师利用布道、教师利用讲台来进行政治煽动，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则将他们的作品当作匕首和投枪来进行政治斗争。”
亨廷顿归纳了“普力夺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寡头普力夺”,在政治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政治寡头垄断着权力，其行政模式带有着鲜明的传统社会中的特点，但现代化进程也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参与，这必然会对寡头权力的合法性形成冲击。
当中产阶级进一步兴起，社会就进入到了“激进普力夺”阶段，中产阶级要求更为广泛的政治参与，同时现代化的深入也带来了诸多的对立与矛盾，而政治体制的发育不成熟使得这些矛盾缺少制度化的解决通道，这样社会中的各个集团往往会通过暴力和游行示威表达其诉求或情绪，一旦抗议失控，政治寡头在压力中下台，国家在一定的时间里就会出现权威与合法性的真空，这时新的政治强人就会从中崛起。
新的政治强人上台后若无法有效地进行制度建设与政治动员，其合法性仍旧会遭到质疑，其政策也就越发地趋向于保守，这时社会就进入到了“群众普力夺”阶段，群众通过结成政治联盟来逼迫强人交出政权。
回溯1991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史，就会发现其符合亨廷顿所提出的“普力夺社会”的特征。长期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标榜自身为“中亚的民主绿洲”，但其中却保留了浓厚的寡头政治、部族政治的色彩。民主政治体制发育的不成熟与群众的政治参与度日益提高之间的矛盾在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催化下导致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周期性发生，最高权力也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发生着周期性更替。
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的现实情况也与亨廷顿所描述的“普力夺社会”略有不同。亨廷顿将军队看作是普力夺社会中重建政治秩序、推动政治转型的中坚力量。实际上，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政权更替中，军队都保持了中立。由于群众对执政集团的失望，那些被文官集团所排挤、边缘化的政治精英反而容易获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他们多被视为“民意的代表”或“与政治黑暗进行斗争的英雄”，他们在最高权力出现真空时也更容易获得群众的拥戴，从而利用群众运动成为政治动荡时期的赢家。这里，我们可以将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政治，定义为“文官普力夺”。
“普力夺社会”中政治结构本身即存在着相当的不稳定性，掌握着一定政治资源（或为暴力机关、或为群众力量）的精英都可能在动荡的局势中成为最高权力的潜在竞争者。扎帕罗夫执政五年以来试图集中、巩固总统权力，以此防止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最高权力更替，但他并没有通过制度建设以及经济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从根源上消除政治动荡的土壤。相反，他的一些集权举措反而引发了公众对他的合法性质疑。当政治出现不稳定苗头，掌握着强大暴力机器的塔希耶夫就被扎帕罗夫视为潜在的威胁，塔希耶夫最终被曾经的政治盟友当作一枚“弃子”而黯然下野。
（李书齐，日内瓦大学东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