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49年1月的一天晚上，地下党马识途刚回到公馆，正要跨进大门时，看到房东家的保姆坐在门斗边的门口，暗地里对他摇手，他马上意识到出问题了，装作走错门的样子，转身离开。   1949年1月的成都，寒气逼人，霜雾像一块湿冷的抹布，死死捂在这座城市的脸上，马识途裹紧围巾，脚步不紧不慢地往公馆方向走，他的眼睛永远比脚先到——这是地下工作者刻进骨头里的本能。   门斗边，保姆姚三妹坐在那儿，她没说话，没站起来，只是膝盖上方的手掌轻轻一摆，就那么一下，无声无息。   换个普通人，可能当没看见，但马识途的脊背瞬间绷成了一根铁棍，他面不改色，做出一副走错门的样子，转身消失在街角的雾气里。   这只手，救了他一条命，几个小时后的凌晨一点，同志洪德铭晚归，他走到同一扇门前，姚三妹还守在那里，同样的手势，同样的沉默，洪德铭读懂了，闪身躲进夜色。   一个保姆，一只手，一个晚上，两条命。   但故事的根子不在这扇门前，几天前，饮涛茶楼，马识途和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接头，茶还没凉，马识途就感觉不对——有人在盯。   那种目光像针尖一样扎在后背上，他压低声音让蒲华辅先走，自己留下来试探，这种嗅觉不是天生的，是在敌后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蒲华辅没能走掉。   他落进了国民党的手里，等着他的是一种叫"火背篼"的酷刑，烧红的铁笼扣在背上，皮肉的焦糊味还没散，他就开了口，80多个名字，住址，联络方式，像决堤的水一样涌出来，马识途的公馆地址，就是其中一行字。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也在暗中运转，中统情报处有个秘书叫黎强，是自己人，他把一份刚拟好的缉捕清单传了出来——80多人，马识途排在前几位。   两条情报线，一条从敌人内部来，一条从叛徒嘴里来，在同一个时间点撞到了一起，留给马识途的时间，按小时算。   他钻进安全屋，换掉眼镜，撕掉伪装，掏出一张新身份证：张司光，这个名字藏着一个精妙的后手——只需改动一笔，就能变成"张同先"，身份证上的每一个笔画，都是他和死神之间的缓冲带。   接下来的日子，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发电报，夜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安排写在废纸背面，看完就烧，纸烧起来的那一瞬，火光映在他脸上，脑子里只剩一个字：快。   撤离的路线更像一出荒诞剧。   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猪鬃出口商，混进三青团包的商队离开成都，车到贵阳，宪兵上来盘查，他临时拐进一家妓馆，端起花茶，装出一副醉醺醺的放浪样子，生死就藏在那杯茶的热气里。   到了广州，他又换了一张皮，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大摇大摆坐进头等车厢，一路到香港，没人会怀疑一个衣冠楚楚的企业代表是通缉犯。   他去见钱瑛，开口就一句话：我要回成都，钱瑛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五个字——"我不拦你。"   这五个字里头，有信任，有担忧，也有一种老革命才懂的默契：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那就去，他真的回去了。   重返成都后，转移、掩护、策反三条线同时铺开，他不是在逃命，他是在把整个组织从敌人的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   最后的数字是这样的：蒲华辅供出的80多人，仅十余人被捕，绝大多数安全脱险，党史上给这件事的评价只有一句话——以最小代价，保存了最大的有生力量。   那一夜侥幸活下来的两个人，后来在香港分了手，马识途北上，汇入四野南下的洪流，参与解放武汉，洪德铭西去长沙，见证了湖南省会的和平易帜。   再后来，马识途离开了隐蔽战线，拿起笔，写小说，写回忆录，写那些没能留下名字的人，姚三妹的那只手，或许就藏在他某一页稿纸的字里行间，依然无声地摆动着。  信源：人民网 《成都解放十几天后 马识途为何要写这两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