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一纸调令摆在了晋察冀军区的案头。上面的内容很简短，却透着一股子冷意：撤掉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 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不少老人都愣住了。倒不是因为这支部队打得不好，恰恰相反，它成立之初那架势，简直是要在平西、平北、冀东这块三角地上钉下一颗大钉子。可谁能想到，不过三年的光景，这颗钉子自己先锈蚀了，最后连名号都没保住。很多人背地里嘀咕，说这是日本人的扫荡太狠，说这是根据地太穷困。可明眼人都清楚，一支队伍的魂要是散了，哪怕外面的壳子再硬，也经不起几脚踹。 这魂是怎么散的？得把时钟往回拨三年，回到1939年那个血糊糊的春天。 那时候挺进军刚成立不久，萧克带着抗大来的百来号学生，心里揣着一团火。他手底下有三股力量，一个是宋时轮的支队，一个是邓华的支队，还有一个，就是高志远的冀东抗日联军。高志远这人，在冀东地界上是叫得响的名字，当年为了给乡亲们报仇，自己化装成厨子混进车站，亲手毙了大汉奸刘佐周，那是能上报纸的英雄人物。后来拉起队伍搞暴动，手下人马滚雪球似的涨到两万多，虽说撤到平西时只剩了两千来号，可这些人是真刀真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骨子里都带着一股狠劲。 问题就出在这两千来号人身上。他们是冀东子弟，脑子里想的全是打回老家去，睡梦里都是滦河的水声。高志远夹在中间难受得紧，一边是萧克的军令如山，一边是部下红着眼眶请战。他也是个急脾气，不知道怎么就走了一步昏棋，托人联络了旧军阀吴佩孚的旧部，想讨点军饷物资，好带着队伍杀回冀东。 这事被人告发了。告发的材料往上一递，萧克的脸色就变了。 宋时轮听到风声的时候，整个人像被火烫了似的，拔腿就往司令部跑。他跟高志远是过命的交情，当初高志远带队伍来平西，是他拍着胸脯做的保。进了门连水都没顾上喝一口，就跟萧克顶上了。一个说高志远抗日十几年，身上的伤疤就是最好的证明，怎么能说叛变就叛变？另一个说私通军阀就是死罪，战场上容不得半点含糊。吵到激烈处，萧克拍着桌子吼出那句话——“要毙了你！”玻璃窗都被震得嗡嗡响。 邓华也来了，他话说得委婉些，劝萧克把人送到延安，让上级审查清楚再定夺，好歹留条活路。可军政委员会五个人投票，萧克、马辉之、伍晋南三票赞成处决，宋时轮和邓华的两票，轻飘飘地落在地上，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1939年4月27日，枪响了。高志远三十二岁，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这枪声一响，挺进军的根基就开始松动了。高志远带出来的那两千多冀东子弟，一夜之间跑了大半。他们不信高司令会当汉奸，他们只看见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领头人，没死在鬼子的刺刀下，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判决书上。剩下的人虽然留下了，心却是凉的，往后再打仗，谁还肯豁出命去？ 宋时轮没多久就去了延安，说是学习，其实是心里堵得慌，不愿再待在这个伤心地。邓华也走了，去了雁北，临走时把自己的两个团也带走了。萧克身边一下子空落落的，曾经八千多人的队伍，像退潮后的沙滩，剩下的只有零星的水洼。 此后三年，挺进军在平西那块狭长地带苦苦支撑，打不开局面，也攒不起人。直到1942年这纸调令下来，番号撤销，一切才算彻底画上句号。 翻看这段旧事，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在那个年代，对错有时候像缠在一起的乱麻，扯不清也剪不断。萧克有自己的道理，敌后根据地危机四伏，多少叛徒的投敌让队伍吃了大亏，他必须防患于未然。可宋时轮和邓华也有他们的坚持，一个拿命抗日的汉子，不该落得这般下场。 有意思的是，这件事的争议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后。1995年，已经八十七岁的萧克收到一封来自滦县的信，写信的人叫陈发，是当地研究党史的。他附上厚厚一沓调查材料，希望萧克能重新审视当年的案子。萧克的回信写得很简短，也很坚定：处决是正确的，高志远是叛变分子。 这话说出去容易，可那些在1939年春天悄悄离开平西的冀东子弟兵，他们心里的答案，怕是跟这不一样。 一支队伍能不能打仗，不光看有多少枪，还得看人心齐不齐。挺进军的番号可以撤，编制可以改，可那道裂痕，那些离散的人心，却再也没能补回来。或许在战争的逻辑里，有时候比打胜仗更难的，是怎么把人心拢在一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