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6年，刑部侍郎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提的都是可行性建议，为了万无一失，他甚至试验过了。提交折子以后，他满怀希望，万万没想到，等来了一顿板子。 那天早朝，茹太素捧着厚厚一本奏疏，站在丹陛之下，声音洪亮地念自己熬了三个月写成的建议。从整顿驿站到简化税赋，再到地方官考核的新法，每一条他都提前在山西、河南的小范围试过，账目和成效都附在后面。满朝文武听得认真，朱元璋起初也拿着朱笔在旁批注。可念到一半，皇帝脸色就沉了下来，突然喝令：“拉下去，打！”侍卫一拥而上，茹太素当场挨了几十板子，疼得冷汗直流，奏疏也被当场收缴。 事后，朱元璋才说，茹太素的奏疏写了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前面七千字全是铺垫，绕圈子，讲大道理，直到后半段才说到重点。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这种冗长的文书不仅是浪费时间，更是在挑战他的耐心。朱元璋出身底层，最恨官员故弄玄虚、拿腔作势，他觉得茹太素这是拿繁文缛节糊弄君上，哪怕内容有价值，形式也不可饶恕。 茹太素挨打后，没喊冤，也没抱怨，只在养伤期间把奏疏重写了一遍。删掉所有冗长的引经据典，把试验的数据和结论放在开头，篇幅压缩到三千字。再呈上时，朱元璋看了几行就点了头，说：“这才有用的样子。”随后，几项建议被采纳，驿站的腐败明显收敛，税赋征收的效率也提高了。可茹太素在朝中的名声，却多了一个“挨过板子的能吏”标签。 这件事在明代官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很多官员开始反思自己的文书习惯，有人甚至在奏疏前先写“摘要”，把核心建议放在最前面，以免重蹈覆辙。朱元璋也借此立了规矩：凡上书言事，须直陈其事，不得堆砌辞藻。他的逻辑很简单——朝廷养官是为做事，不是为写文章。你若真有可行之策，就该用最短的时间让决策者看懂，而不是让他在字缝里找重点。 茹太素的经历，其实折射出古代行政沟通的一个顽疾：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层层包装，真正有用的内容被掩埋在礼仪、客套和冗长的修辞里。即便到了今天，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一些项目报告，前面几十页是背景介绍、意义阐述，真正的数据和建议挤在最后几页，领导没时间看，执行层又抓不住重点，最后好方案也落不了地。 从另一个角度看，朱元璋的板子，既是惩罚，也是提醒。他不是否定茹太素的能力，而是用极端的方式告诉他：能力必须匹配效率，否则再好的建议也会被形式拖累。茹太素能忍下这顿打，并且按皇帝的要求改掉文风，说明他懂政治运作的规则——在权力中心，内容重要，呈现方式同样重要。 后来，茹太素升任户部尚书，主管全国财政。史书记载，他主持修订了《赋役成规》，把繁杂的税目简化成几种固定课征，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空间。这些改革，跟他当年挨板子后形成的“直陈其事”作风分不开。可以说，那一顿板子，打掉了他的书生习气，也打出了他的政治成熟。 这件事还告诉我们，提出好建议只是第一步，让人愿意看、看得懂、马上能用，才是关键。无论在古代朝堂，还是在现代职场，冗长而无重点的表达，常常会让有价值的想法被埋没。朱元璋的急躁可以理解，他面对的是千头万绪的国事，没有时间陪官员绕弯子。茹太素的幸运在于，他挨了打还能站起来，把教训变成方法，最终让自己的努力真正落地。 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用看似粗暴的方式，纠正沟通里的积弊。板子打在身上很疼，可若能因此改变风气，让真话更快传到决策者耳边，那疼也算值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