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1日，丁笑秋被捕，他被捕后，什么都不说。日伪军还将他两个姐姐抓来：“再不说，就让她们跟你受一样的罪。” 一九四五年五月的土坡，现在看上去就是一块荒地，当年挖着一口新坑。 泥还是湿的，土块一铲一铲砸下去，落在两个人身上。丁荣桂二十七岁，丁荣娇二十四岁，牙齿被一颗颗拔掉，舌头被利器划开，眼睛还瞪得很圆，死死盯着铲土的伪军。 只看出身，难想到这对姐妹会走到这一步。胶南人提起丁家，先想到的是地主，院子大，地不少。照老理说，这样的人家躲在屋檐下不惹事就行。偏偏三姐弟像顶着风往前走的人，路越窄越往里挤。 拐弯那一年，是抗战最难捱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冬天，侵华日军在山东横冲直撞，村里传回来的都是烧、抢、杀的消息，路边满是逃难人。丁笑秋那时还年轻，听人说起妇女被拖走、孩子被刺死，手心里直冒汗。地主少爷按理离这些远一点，他心里却像被火烤着。 没多久，他钻进“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了第一批队员。家里长辈看着这个孩子，发现他话少了，眼神却硬了。一九三九年三月，他递上入党申请，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五月，两个姐姐也先后入党，丁家大院从那时候起，路子已经选定。 一九三九年春，八路军二支队奉命转往沂蒙山，这一带需要新的落脚点和联络点。表面看来安稳的丁家院子，成了诸城的地下联络站。院门照常开合，乡亲来送鸡蛋、借东西，看着就是走亲戚。真正要紧的，是藏在篮子底下的纸，是压低嗓门说出来的话。 同年六月，组织把活分到人头上。丁笑秋担任中共诸城县委五区委青年委员，盯着一群年轻人。丁荣桂揽下妇女委员，成天往村里跑。白天她拉着妇女坐门槛，嘴里聊的是柴米油盐，手上顺势把传单塞进袖子。这些纸很快就会出现在集市、祠堂、田埂边。 为了把身份藏得更深一点，丁笑秋离开大院，到纪家村、邱家庄去教书，当教员、当校长。黑板上写着算术和课文，下课后留下几个小伙子，在树下说话。先说收成，再说日本人的暴行，说八路军怎么打。久而久之，周围的青年知道，这个老师不只是教字。 丁家三姐弟这一明一暗折腾了几年，院子里早就不是寻常人家那点热闹。敌人的眼睛也不瞎，进进出出看久了，总有人起疑。一九四四年，叛徒的嘴张开，把丁笑秋的名字送进伪滨海地区警备军。某次接头之后，他被悄悄逮住，脚镣拖在地上，铁链子刮得人心里发凉。 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桌上摆着鞭子、棍子。问话从姓名住址起步，很快就抻到地下党名单、八路军联络线。皮鞭抽下去，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椅子腿被挣得直响。换成一般人，脑子早被打乱了，他死死咬着牙，只认自己，不往外牵。 敌人很快动起旁门，打主意打到家属身上，把两个姐姐一起抓来，在牢房门口晃。这种把亲人往前一推的招数，一眼就看穿。就在这个关口，丁笑秋抢先开口，对着审讯的人抛下一句重话，说那些事只有他知道，家里人全都不知道。 这句话听着像在撇清，其实是把自己拧出来，一把扯离亲人。他把危险往身上揽，把姐姐从圈子里推开。丁荣桂和丁荣娇也心里有数，被单独提审时，一口咬死不知道。敌人折腾了几轮，名单没有，情报没有，只好把她们先放回去。 从那之后，丁家大院表面上又恢复了日常，院门口晾着衣服，屋里还有炕火。懂里头的人都知道，这家已经被盯牢，空气里飘着一股不安。三姐弟没退，联络站照旧运转，这就像把刀架在脖子边，还要挺着脖子往前走。 一九四五年春，日伪政权已经油尽灯枯，更要找几个“典型”来杀鸡吓猴。五月二十三日晚上，叛徒再次带路，丁荣桂和丁荣娇第二次被捕。这一回，拔牙、割舌，手段更狠。 审讯室里闷得慌。姐妹俩说不出完整的话，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可眼睛始终不肯垂下去。问来问去，还是那几句，还是没有情报。凶残的命令很快落下，挖坑，活埋。二十七岁和二十四岁，就埋在这一夜的土里，没有碑，没有棺材。 两天之后，牢房里的弟弟也没有走出那道门。丁笑秋被押出去，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二十二岁的身体早被刑具折腾得不像样，子弹响起时，身子一栽，尘土扬起来，落在他脸上，也落在那一段压在纸页里的岁月上。 很多年后，人们提丁氏三姐弟，口头上先说一句，出身地主。这个标签看上去和革命隔着老远，他们硬是把路走成另外一种样子。一个地主大院，成了诸城的地下联络站，三个原本可以安稳过日子的年轻人，把命押在抗日和革命上。地方志上写着他们的名字，乡间有人悄悄讲他们的故事，讲到那片土坡，讲到那间牢房，天色慢慢黑下来，风从坑边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