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毛主席了不起 一九四七年,延安的天被飞机划得发紧。胡宗南十四个旅压上来,五十多架敌机在王家坪上空打圈,重磅炸弹砸到毛主席住的窑洞门口,燃烧弹在外头乱蹿,弹片往山上乱撞。警卫贺清华冲进窑洞,看见一个人弯着腰,对着地图划线,彭德怀站在一旁,眼睛跟着那支笔走。门响了一下,毛主席头也没抬高,只淡淡问:“客人走了吗?”战士一愣,他笑着说:“飞机呀,太喧宾夺主。”有人捡来一块弹片,他接过来掂了掂:“还成,能打两把菜刀。”外面是炸雷一样的巨响,洞里有人拿炸弹当笑料,这种劲头,就是定盘星。 往前追,他出身并不显眼。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蛇年冬月十九,湖南韶山一个农家添了这个孩子。那时从一八四零年起,列强轮番动手,中国被割得伤痕累累,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硬扛日子。他没认命,从乡下私塾到新军营房,从学生到组织工农,从湖南走上井冈山,再走过长征雪山草地,到延安,到西柏坡,最后走进北平城,把一块破旧的中国,翻成一个新中国。 日子过得不算体面。脚上草鞋,身上补丁衣,住窑洞,大碗喝茶,连茶叶一块吞下去。脑子里却拧得很紧。抗日时,他把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摆在一起,说一支是朱总司令,一支是鲁总司令;写《论持久战》,一句“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民众之中”,把仗靠谁打、仗怎么拖说清楚,又把日本侵略者比作闯进火阵的野牛,终究要被数万万站起来的老百姓烧死。解放战争中,从青化砭打到羊马河、蟠龙、沙家店,一个个敌旅被吃掉,胡宗南自夸的“四大金刚”,在他笔下成了“不如老百姓腌菜缸”的“金缸”。 辽沈战役刚结束,他给新华社写评论,说革命胜利和和平实现已经迫近,再有一年左右,就能从根上推倒国民党政权。后来历史往回看,这句话不算夸口。 打到这种份上,他最看重人心别散。陕北转战,小河村出来,天一下阴沉下来,雨说下就下,山上光秃秃,山下沟里五六万敌军在运动,零星枪声不时窜上来,战士又冷又饿,心里直打鼓,纷纷往他身边靠。他瞄了一圈,说:“这下倒好,真成铜墙铁壁了,风雨都透不过来。”几句话一落,大家肩膀先松了半寸,脚下也不那么乱,他就靠这种半真半玩笑的话,把一群人从紧绷的弦上拉回来。 说话办事,他自己也强调要有味道。 红四军时期,他给干部定《教授法》,特意加上一句:“说话要有趣味。”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讲文化工作,不先搬条文,先抬出“朱总司令”和“鲁总司令”,把“拿枪的”和“拿笔的”摆在一张桌上;嫌党八股难听,就干脆说那种文章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只有几条筋,像个瘦得难看的瘪三。干部听得哈哈笑,却也知道以后写东西不能光堆词。 对手那边,他更喜欢用一点巧劲。重庆谈判时,有记者当众问:如果和谈破裂,国共再打,他有没有信心战胜蒋介石。这话直得很,他偏要拆字来答。一个“将”字,加上草头,是“草头将军”;他的“毛”字,是个“反手”,代表共产党,代表多数中国人。多数战胜少数,就像翻手掌。他见陈立夫时,把共产党上山打游击,比成水浒里的好汉被逼上梁山,又扯到孙悟空当弼马温,笑说“你们连弼马温都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道理就藏在这种说笑之间。 大国交往,他也爱用几句轻巧的话,把立场说准。七十年代,基辛格秘密访华,他的助手在房间里翻到一份新华社材料,上面印着“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那类话,跑来问怎么回事。毛主席听完笑着说,那是“放空炮”,对方不是也天天喊要消灭共产主义吗,那也是空话,就算“空对空”。一九七三年,基辛格再到北京,他说自己只会几个外文词,其中一个就是“纸老虎”的那个,把当年用来形容国民党反动派、后来形容帝国主义的说法串在一起。几句来回,谁心虚,谁腰直,听得出。 到了晚年,他讲生死,语气一样平平常常。 他说,总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邀请信已经收到了;又说上帝请去喝酒,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也得去一趟,只给自己订一个五年计划,再往后就难讲了。年轻时,他说“总要努力”“总要拼命地向前”,说“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多年以后,工作人员翻历书,把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冬月十九对成公历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听完笑着说,那碗生日面条以后就按阳历吃。东方的天泛白时,人们习惯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唱的是一个名字,也是念着一种劲头:在难的时候心里有数,在乱的时候嘴上还能开玩笑,带着一群人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