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30岁事业有成的梁启超和17岁的黄花大闺女王桂荃同房，过后，梁启超突然严肃地说道：“我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这辈子只有一个妻子便是李蕙仙，而你只能是丫头，生下的孩子也不能喊你娘！”话音刚落，一个女子便推门而入，王桂荃大惊，连忙穿上衣服跑了出去…… 1891年，李蕙仙下嫁给了年仅19岁的广东举人梁启超。作为陪嫁丫头，年幼的王桂荃也跟着进了梁家的门。那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满脑子经世济民，他嫌弃“来喜”这个名字太俗气，随口用《离骚》里的香草之意，给她改名为“桂荃”。从那一刻起，那个乡野丫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梁家这台庞大机器上最任劳任怨的一颗螺丝钉。 梁启超是个干大事的人，跟着康有为搞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朝廷四处抓人，梁启超仓皇逃往日本，李蕙仙随后带着一大家子也漂洋过海去投奔。到了异国他乡，麻烦接踵而至。语言不通、风俗不同，习惯了深宅大院的李蕙仙连门都不敢出，彻底失去了主见。这时候，全家的重担硬生生砸在了十几岁的王桂荃肩上。 她脑子聪明，靠着每天上街买菜、和商贩比划的功夫，没多久就练出了一口流利的东京口音日语。梁家那时候经济拮据，全靠梁启超的稿费度日，王桂荃精打细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总能用最廉价的食材变出一桌体面的饭菜，招待那些来蹭饭的留学生。毫不夸张地说，在梁家最落魄的流亡岁月里，是王桂荃用双手撑起了这个家。 日子虽然安定了些，但梁家却面临着一个足以动摇家族根基的巨大危机。李蕙仙虽然生下了儿子梁思成，可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甚至有一只脚略微畸形。李蕙仙自己身子骨也差，她每天愁得睡不着觉，万一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梁家断了香火，她怎么对得起梁家的列祖列宗？加上那时候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偶遇了才貌双全的女翻译何蕙珍，甚至动了纳妾的念头，这让李蕙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为了保住梁家的根，也为了防止不可控的外人进门威胁自己的地位，李蕙仙把目光锁定在了王桂荃身上。这丫头年轻、健康、能干，最关键的是卖身契在自己手里，绝对忠诚。 李蕙仙亲自安排，在1903年的一个冬夜，把17岁的王桂荃送进了梁启超的卧室。梁启超起初极力反对，他可是公开高呼“废除纳妾恶习”的维新领袖！但在妻子打着“孝道”和“香火”的软磨硬泡下，这位新时代的旗手最终向传统妥协了。 同房之后，为了保全自己的“金身”，梁启超提出了极其自私的要求：这件事绝不对外公开。对外，王桂荃依然是家里的佣人；对内，孩子们只能叫她“王姑娘”或者“王姨”，哪怕是她亲生的孩子，也绝不允许喊她一声“娘”。 面对这种近乎残酷的剥夺，王桂荃默默地点头答应了。在往后的岁月里，她的肚子十分争气，一口气为梁启超生下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 物理空间上，她是全家最核心的劳动力，包揽了所有的脏活累活；但在伦理名分上，她被强制抹除了。每天，当她亲生的孩子跌跌撞撞跑过来，含混不清地想喊妈的时候，她必须狠下心来纠正：“叫王姨。”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此，骨血相连，却隔着一道名为“封建礼教”的叹息之墙。 但王桂荃真正让人敬佩的，是她超越了常人的狭隘。她对李蕙仙生下的孩子，甚至比对自己的亲生骨肉还要好。当年梁思成患上白喉，需要隔离住院，李蕙仙身体差去不了，全是王桂荃丢下自己年幼的孩子，在医院没日没夜地守在床前降温喂药。后来李蕙仙的大女儿梁思庄在国外读书，王桂荃宁愿自己变卖积攒的细软，也要凑钱寄过去。人心都是肉长的，梁思庄回国后抱着王桂荃痛哭流涕，直呼“您就是我的亲娘”。 梁启超负责给孩子们讲学术理想，王桂荃就用最朴素的言行教孩子们做人。她带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菜干农活，教导他们人要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她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却千方百计保证孩子们能接受最好的教育。 1924年，李蕙仙病逝。按理说，王桂荃辛劳了大半辈子，总该被扶正了吧？并没有。梁启超为了继续维护他那完美无瑕的名声，绝口不提名分之事。五年后，梁启超也因病离世。他拍拍屁股走了，留给王桂荃的，是一个没有名分的寡妇头衔，和九个还没完全长大的孩子。 家里的顶梁柱塌了，经济断了来源。面对这深不见底的困境，王桂荃硬是咬着牙扛了下来。她辞退了所有的下人，自己既当爹又当妈。实在揭不开锅了，她就去给别人洗衣服赚零碎钱。不管日子多苦，她砸锅卖铁也要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进学堂，送出国门。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最终浇灌出了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惊叹的家族奇迹。 可悲的是，时代并没有善待这位伟大的母亲。1968年的那个寒冬，风刮得格外刺骨。82岁高龄的王桂荃，因为“保皇党家属”的身份，被迫与子女们四散分离，被赶到了乡下。在一个漏风的牛棚里，这位培养了无数国家栋梁的老人，孤独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