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杨宇霆被张学良处决后，他的亲信李景明和王子明便立刻反水，霸占了杨家财产60余万元。然而这一消息被张学良得知后，他却怒不可遏，决定为杨宇霆家人主持公道。 1929年1月10日晚上，大帅府老虎厅的两声枪响，彻底终结了杨宇霆的时代。这也成了改变东北政局走向的一个绝对拐点。 按理说，主心骨倒了，家里人应该赶紧收拢家底准备退路。可谁能想到，杨宇霆尸骨未寒，他生前最器重、最信任的两个亲信——副官李景明和账房先生王子明，竟然在办丧事的时候直接反水了。 这两个人跟了杨宇霆整整十年。平时连保险柜的钥匙都能放心交到他们手里，杨宇霆下葬那天，两人在灵前哭得死去活来，场面话说得极其漂亮，直言要替老督办分忧，照顾好家里。结果转过身，趁着府里上下乱作一团，这俩人找来锁匠，直接撬开了杨家的核心保险柜。 足足六十万现大洋！外加翡翠白菜、玛瑙鼻烟壶等无数奇珍异宝，被他们装进八口大木箱，连夜往自己的私宅里搬。 咱们用最新的经济史数据换算一下这笔财富的体量。根据近年来民国经济史学者的物价折算研究，1929年的一块大洋，购买力大约折合今天的100到150元人民币。这六十万现洋，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千万巨款！更为恶劣的是，面对杨夫人的阻拦，他们直接把主母强行驱赶到偏院，反锁上门。这番操作，简直是把主顾敲骨吸髓，吃干抹净。 老管家拼了老命逃出杨府，带着一身泥水扑倒在少帅府的台阶上，把这事哭诉了一遍。 听到这个消息的张学良，本该是最希望看到杨家没落的人，此刻却勃然大怒。他猛地站起身，手里的茶碗直接砸碎在地板上。他当即下令：“把这两个混蛋给我抓回来！钱物一分不差地追回，敢少一分打断他们的腿！” 张学良为什么这么生气？这绝非简单的妇人之仁，背后藏着极深的江湖规矩和政治考量。 站在政治的角度看，杀杨宇霆，是为了夺回东北军政的绝对控制权，是为了在日本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稳住大局，这叫公断。但容忍手下人欺负孤儿寡母、卷款潜逃，这叫坏了做人的底线。当时的东北军内部，杨宇霆的旧部遍布各个关键岗位。如果张学良对这种背主求荣、落井下石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暗中鼓励，那整个奉军的军心就彻底散了。队伍一旦没了忠诚和规矩的底线，谁还会为你卖命？处理李、王二人，既是为杨家出头，更是给全军上下立规矩。 卫队冲进奉天城聚仙楼的时候，李景明和王子明正搂着戏子、喝着大酒，商量着怎么分赃。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两人直接吓软了双腿。 被押回大堂后，李景明还心存侥幸，硬着头皮辩解说这钱是杨督办生前欠他们的薪水。张学良抓起桌上的铜镇纸，精准地砸在李景明的脑门上，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质问：“你月薪八百大洋，比省厅长拿得都多，他欠你什么钱？！” 两人眼看糊弄不过去，只能磕头如捣蒜，磕得满脸是血。经过执事当堂清点，六十万银元原封不动，那棵连虫眼都雕得栩栩如生的翡翠白菜也完好无损。张学良大笔一挥，判处两人终身监禁，直接扔进了奉天监狱。不仅如此，他还从省库里额外拨出五万现洋作为抚恤金，亲自护送这笔巨款来到杨府。 在杨家的堂屋里，看着抱着小儿子泣不成声的杨夫人，张学良深深鞠了一躬，留下一句：“婶子，邻葛的事我担着，但这俩败类我处置了，钱也追回来了，以后杨家有我。” 这就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残酷与温度。恩怨分明，黑白交织。 然而，尽管钱财保住了，权力的反噬却如同绵长的阴雨，彻底改变了杨家后代的命运轨迹。财富在失去了权力的护佑后，往往只剩下一声叹息。 杨宇霆本来给六岁的小儿子杨茂元定下了一门极好的娃娃亲——蒙古亲王家的九小姐。但枪声一响，红绸撕裂，对方连夜退婚。 影响最惨烈的是二儿子杨燮元。当时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他，得知噩耗后精神彻底崩溃。他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了疯子，整天在大街上追着人影跑，总觉得父亲还活着，嚷嚷着要去老虎厅替父亲挨枪子。这场精神折磨持续了整整15年，直到1944年，33岁的杨燮元在极度消瘦中凄凉离世，终生未婚。 大儿子杨春元从法国巴黎大学退学回国后，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把自己锁在沈阳老家的西厢房里，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史记》和《资本论》。后来日本人打进来，拿着高官厚禄的委任状逼他出山，他死活不干；建国后，政府派人请他去当顾问，他同样婉拒。他靠着父亲留下来的房产收租度日，1952年静悄悄地在北京病逝。 至于当年那个六岁的小儿子杨茂元，后来进了北京第二化工厂，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卡车司机。他每天朝九晚五，检查车况、拉货送货，和千千万万的普通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几乎从不向外人提起父亲的名字。直到晚年，他才在回忆录里淡淡地写下几笔。1976年，杨茂元回沈阳老家时，指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对孙子说：“你曾祖父教我写字时说过，做人要像这树一样，把根扎深，千万别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