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辽宁省政府机关大院的哨兵击毙了一个可疑人员，谁知案件水落石出后，这个哨兵非但没被嘉奖，还被判处死刑！     1980年深冬，辽宁沈阳，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凌晨。   凌晨三点多，几声突兀、急促的枪响，划破了夜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几个人，乃至几个家庭的命运轨迹。   最先被惊醒的是值班干部和附近的哨兵。     他们循着枪声赶到机关大院西北角的煤堆旁，看到的是一幅惊心动魄的场景，老炊事员苗广吉仰面倒在雪地里，身下洇开一大片暗红色的血污，已经没了气息。     不远处年轻的游动哨兵白玉珍，正痛苦地捂着左胸口，鲜血从他的指缝间不断渗出。     他面色苍白，呼吸急促，用虚弱而坚定的语气报告，他发现了偷枪并企图破坏的歹徒，在搏斗中将其击毙，自己也身负重伤。     现场似乎一目了然，苗广吉冰冷的右手附近，赫然掉落着一把五四式手枪。   一切都似乎指向一个英勇的哨兵与歹徒殊死搏斗、光荣负伤的英雄故事。     苗广吉，这位在机关食堂默默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职工，平日里与人为善，甚至常把自己的口粮分给年轻的战士，他怎么会是“偷枪的歹徒”？ 这个疑问在部分人心中一闪而过，但眼前的“证据”和白玉珍的陈述，似乎又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却不得不接受的答案。     白玉珍很快被送往医院抢救，一个立功受奖的命运仿佛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当沈阳市公安局经验丰富的法医徐功伟赶到现场，开始进行细致的勘查时，这个看似完美的“英雄叙事”开始出现一道道难以弥合的裂痕。     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死者苗广吉的状态。     老人身上穿着棉衣棉裤，但棉裤的扣子都没有系上，脚上趿拉着一双棉鞋，里面却没有穿袜子。     这完全不像一个蓄谋已久、准备持枪行凶的歹徒应有的装束，更像是一个在睡梦中被突然叫起、仓促出门的人。   苗广吉身上共有七处枪伤，全部集中在背部，最致命的一枪来自后脑，弹道自下而上贯穿。     射击距离极近，创口周围有明显的火药灼伤痕迹。     这清晰表明，射击者是在死者毫无防备、背对着他，甚至可能是正在前行时，从背后近距离开了枪。   与此同时，医院对白玉珍伤口的检查也发现了蹊跷。     他的枪伤入口在左胸，出口却在左腋下，这种特殊的弹道轨迹，极有可能是在自己左手持枪、身体呈特定扭曲姿态下才能形成。   案件的调查方向瞬间发生了逆转，公安人员将侦查重点从“哨兵勇斗歹徒”转向了“伪造现场、杀人诬陷”。     面对确凿的科学证据和逻辑严密的现场重建，躺在病床上的白玉珍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令人心寒的作案全过程。     他的动机，并非出于深仇大恨，而是源于对个人前途极端的焦虑与扭曲的渴望。     当时正值退伍季，白玉珍面临退役返乡，他自认在部队表现不错，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入党、提干。     眼看“前途”渺茫，他认为一枚沉甸甸的军功章是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     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脑中滋生，如果没有敌人，就创造一个“敌人”，没有立功机会，就制造一个“机会”。     他把目标锁定在了炊事员苗广吉身上。   白玉珍利用信任，精心策划了每一步。     他先是偷走了连长的配枪，几天后，以“帮朋友暂时存放一下”为借口，将枪塞到了苗广吉的床铺褥子底下。     老实巴交的苗广吉不疑有他，答应了。     案发当天凌晨，白玉珍携带自己的枪支，敲开了苗广吉宿舍的门，谎称发现大院西北角有可疑人员搞破坏，需要他一起去查看。     被从睡梦中叫醒的苗广吉，甚至没来得及穿袜子，就下意识地抓起那把“代为保管”的手枪，跟着这位他信赖的“兄弟”冲进了风雪之中。     然而，当他走到煤堆旁的僻静处，背对着白玉珍时，冰冷的枪口抵上了他的后脑。     这个他试图帮助的“兄弟”，为了一个虚构的功勋，扣下了扳机。     为了确保灭口，白玉珍又连续补了数枪。     然后他咬牙对自己开了一枪，制造了“搏斗负伤”的假象，最后将偷来的手枪塞进苗广吉手中，完成了这场残忍的栽赃。     1981年，军事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了庄严判决。     被告人白玉珍，为骗取荣誉，采用极其恶劣的手段杀害无辜战友，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     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此案已经过去多年，但留下的教训依然深刻。   白玉珍并非天生的恶魔，他曾是一个普通的士兵，甚至可能一度是“优秀哨兵”。     但当个人的欲望在狭隘的认知里无限膨胀，当“进步”被异化为不择手段的赌注，对战友的温情、对生命的敬畏、对纪律的尊崇，统统让位于冰冷的算计。   主要信源：辽宁日报 《警惕极端个人主义的罪恶 —— 省军区警卫连杀人案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