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 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江湾组。 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 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 但是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军统集中力量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沈醉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