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陈赓大将骨灰安葬现场，为何时隔50年，又被迁出八宝山？ 话要往前翻很多页。 陈赓一九零三年出生在湘乡，家里是地道的武官世家，祖父当过湘军将领，屋里屋外都透着一股子军人味。小院不缺吃穿，端的是衣食无忧的日子。按一般路数，这样的孩子顺着长辈的脚印走，一辈子混个体面差不多就算完事。偏偏他心里那根弦不太安生，十三岁一拍屁股，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湘军，当兵去。 少年进了旧军阀的营盘，见到的可就不是练兵场上那点热血，而是一肚子的陋习和混账。吃空饷，打骂兵，拉关系走门子，什么都有。时间一长，他心里生出厌烦，觉得这路子不对头，干脆一转身，从军营里抽身出来，又坐回教室。再往后，书越读越多，眼界也跟着打开，接触到马列主义，开始琢磨另外一条路。一九二二年，他干脆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中国共产党，心里那道门算是关死了。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挂出招牌，陈赓成了第一期学员。底子好，脑子也快，课上课下都冒尖，和另外两位学员一道，被称作“黄埔三杰”。这还不算，东征的时候，他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一命。要说人情账，这可是天大的恩情。蒋介石本就看重这个出身湘乡、枪法扎实的学生，自打那次救命之后，更当自己人一样看待。按常理推算，只要愿意留在那条路上走，前程可用“荣华富贵享不尽”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 陈赓偏不顺着这个“明路”走。一九二七年枪声一响，他跑去参加南昌起义，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彻底压在另一边。后来的路大家都知道了，跟着队伍上山下乡，转战各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已经是八路军三八六旅旅长，成了晋东南一带响当当的高级将领。 那几年，三八六旅在山沟里和日军死磕。两次亘村伏击战、神头伏击战、长乐村追歼战、白晋战役、关家垴战斗，一仗接着一仗，打得鬼子哀嚎连连。日军吃了亏，还死要面子，在装甲车上刷上“专打三八六旅”几个大字，看着像是气势汹汹的宣言，懂行的人都明白，这是打怕了。对这支部队的恨，正说明对它的忌惮。陈赓坐在指挥位置上，遇事不慌不乱，平时又爱开玩笑，火线前后都能和战士打成一片，说句“既能打仗又能说笑”的将军，并不过分。 战绩有多亮眼，身上的伤就有多实在。战场上风餐露宿，枪弹擦着脑袋飞，身体虽然扛着，没有立刻倒下，暗地里早记了账。更难熬的是心上的那一刀。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他的妻子王根英为找回拉下的重要文件，在撤退途中折返，中途碰上日军，倒在乱枪之中。电报飘到他手里，他在当天日记里写下那句让后人看了都心头一紧的话：“三·八，是我不可忘记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的一天。” 日子照常推着人往前走。一年后，他遇见了傅涯。一个是久经战阵的大将，一个是识大体、有主见的女青年，两人谈得投机，一来二去感情就有了。可之前立下过誓，话已经说出口，他就认这个死理。婚事拖着不办，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满，双方才在战火缝隙里匆忙成婚。婚后也没什么“花前月下”，不是出征，就是开会，夫妻俩在一个屋檐下待着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分别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这个家本来有机会缓一口气。现实又把他往前推。军事援越需要人，志愿军入朝需要人，后来筹建军事工程学院，更得有人撑起来。他这个“能打仗、能办事”的，挡也挡不住。工作一件接一件摆在桌上，人整天泡在会议室、作战室，白天黑夜混在一起。队伍里的人都知道，他性子里有股倔劲，身体垮了也不肯轻易服软。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心肌梗塞发作，医院里住了一阵。医生一句比一句严肃，让他安心养病。等情况稍稍好一点，他又忍不住往单位跑，心里总觉得还有事没收尾。折腾几年，他在外人面前看着还是那个笑脸开朗、说话带着风趣的大将，心脏的毛病藏在军装里，谁也看不见。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心脏病突然复发，抢救无效，生命停在了五十八岁。这是开国十大将里第一位离世的。噩耗传出，很多老战友站在灵前说不出话。组织给了极高的评价，追悼会庄严厚重，安葬地点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最醒目的地方之一，几十年里，解放军官兵、普通群众络绎不绝去那儿敬礼、献花。 外人只看到“八宝山”三个字，看到那份无上的荣誉。家里人心里揣着另外一件事：陈赓生前多次嘱托，等自己百年之后，总归要回湘乡，落叶归根。说的时候，语气不激昂，像在安排日常琐事，重复得多了，谁都听出来那是掏心窝讲出来的念想。只是当时条件有限，加上烈士安葬惯例，不好轻易提起迁葬二字，只能把这句话压在深处。 时间一晃过去五十年。 二一一一年，傅涯在北京去世。子女守在灵前，回想起父亲当年的交代，又看着眼前这位陪父亲走完后半生的母亲，心里的那杆秤慢慢有了答案。 既然两个老人都走完了自己的路，是否可以让他们和王根英，一起回到湘乡那个起点？家属把想法报上去，相关部门经过研究，给出同意的答复。 程序走完，八宝山那一方墓穴留在原地，骨灰盒起灵，向南启程。 泉湖村后山很快多出三座新坟。 中间一座是陈赓，两边分列王根英和傅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