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一支三百余人的学生队伍要徒步在昆明，途中要穿越湘西土匪横行的险山恶水，但奇怪的是，却没有遭到土匪的打劫，原来事前，土匪们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 信从长沙发出。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已经决定再次西迁。北平、天津在1937年沦陷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撤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长沙频遭空袭。1938年1月，日机轰炸长沙城，校舍震动。教育部与三校校长商议后，同意迁往昆明。 筹备机构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钱不够，车票更难。滇越铁路运力有限，大批学生无力购票。学校决定组织“湘黔滇旅行团”。出发时间定在1938年2月中旬。带队教师中有闻一多、曾昭抡等人。 梅贻琦留在校务层面协调迁校事务，强调保存学术力量。梅贻琦那句“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后来被反复提起，但在当时只是内部谈话。 队伍自长沙出发，经沅陵、辰溪进入湘西，再入贵州镇远、贵阳、安顺，最终向云南推进。全程约三千五百里。学生背着书本和简单行李，白天行走，夜里借宿祠堂或民房。 有人脚底起泡，简单包扎后继续上路。行至湘西山区，护送军官提前分发张治中写给地方武装首领的信件。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掌握地方军政权力。 信件语气平和，强调抗战大局，署名使用绥靖主任头衔，既是请求，也是告知。 有一晚，队伍在山谷扎营，远处传来枪声。学生在火堆旁沉默，闻一多走到队伍前面交代纪律，不得擅离。山头有人影，但始终无人靠近。第二天清晨继续上路。 后来有人回忆，当地百姓说已接到通知，不得为难学生。 进入贵州境内，山路更陡。镇远城外小雨不断，学生衣衫湿透。曾昭抡在途中讲解自然科学知识，借路边植物做临时课堂。这样的场面并不多见，却让队伍气氛没有完全沉重。 68天后，1938年4月底，队伍抵达昆明东郊。昆明方面已有接应人员。报纸报道学生徒步抵滇，称赞精神可嘉。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正式开学。校址分散在昆明城北多处旧校舍与民房。教室屋顶漏雨，空袭警报时需转入防空洞。 1940年至1941年，昆明多次遭轰炸，课程仍在继续。陈寅恪、冯友兰、钱穆、吴大猷、华罗庚等学者在此授课。华罗庚在昆明完成数论研究草稿。 学生中后来走出杨振宁、邓稼先、钱三强等人。 生活条件并未改善。教授薪资微薄，有人典当衣物。闻一多在昆明坚持教学与学术活动。校方多次向教育部争取经费。尽管物资短缺，学术讨论仍然频繁。 有人回忆，课堂桌椅不齐，黑板粗糙，但讲课从未草率。 张治中在1937年至1938年间整肃湖南匪患，部分地方武装被收编。湘西学生顺利通过，与当时地方军政控制密切相关。抗战背景下，教育被视为国家命脉。 抗战胜利后，1946年三校北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恢复原址办学。西南联大存在八年，培养本科生约八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