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为了能有一个好的睡眠，经常服用安眠药。毛主席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种药已产生了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 有人去看毛主席的遗物，最扎眼的不是哪件大衣，而是几只玻璃瓶，瓶子里躺着的，是陪他走过大半生的安眠药。《毛泽东遗物故事》里写，他吃这种药的习惯，并不是到了中南海才开始，而是在延安就慢慢养成了。 那会儿的延安，条件窘得很，别说什么助眠系统，连药厂都谈不上。 安眠药这种东西，只能靠战场上缴获，或者托人从国统区一点点弄过来。有时候实在断了供，只好拿白酒、白兰地凑合。 身边的人都知道，毛主席酒量其实小，两三小杯下去，人就得趴下，这种“趴下”，慢慢也被当成一种睡意。说起来有点心酸，别人喝酒是热闹，他喝酒是想让大脑停机。 睡不睡得着，和那几年指挥战争的节奏也缠在一块儿。 党史里提到，三大战役期间，他常常一天里十几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守在地图旁边，夜里灯不灭，人不离位，身边摆着的，不光是烟灰缸，还有一堆改过又改过的电报稿。 时间久了，生物钟被彻底打乱，白天黑夜像被人拿手搅了一遍，从那以后，他习惯在深夜工作，入睡反而成了难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并没有明显好转。 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对住处的要求，其实就一条：绝对安静。他睡下去以后，卫士不敢在走廊里乱走，更不敢咳嗽。院子里树木多，鸟也多，白天还得专门派人去赶鸟，生怕半夜一阵鸟叫，把刚合上的眼皮又吵开。 那些年，他一天干活十七八个小时，别人劝他多睡会儿，可睡这件事，渐渐变成一种需要全体配合的“工程”，谁在楼道里脚步重一点，心里都犯怵。 睡不着，有时候是因为心里有结。比如一九五八年，钱学森提到粮食亩产能够超过万斤，这话传到毛主席那里，不是简单地一拍手说“好得很”。陈祥林回忆，毛主席起初就露出过怀疑的神情，接着有一阵子总说睡不好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发愁中国这么多粮食该往哪儿放。表面听着像玩笑，又像夸张，细品一下就能明白，那是一种对信息真伪、对后果走向的反复盘算。人越往高处站，夜里负责找他的事就越多。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失眠几乎被写进了政治记忆。 会议开到后来，彭德怀的那封万言信送到毛主席手里。七月二十三日他在会上发言，开口第一句，就是前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都睡不着。那并不是在卖惨，更像是在向与会的人把一种状态托了个底：外面风声怎么变，身体先给了反应。安眠药在这里不再是单纯的药片，而是一粒粒重量很足的小石头，压在神经上，也压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药吃久了，新的问题又冒出来。 短短几小时的睡眠，越来越仰仗这些“安眠物”，遇到心烦急躁的时候，还不得不加大剂量。任何药物都有个耐受过程，人和药就这样互相消耗，剂量一步步往上拱，效果反而时有时无。 到了晚年，安眠药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固定摆设，离不开，又谈不上信得过，只能一边警惕，一边继续拿它当最后的钩子，希望能把一点睡意从黑夜里勾出来。 普通人失眠，窗外可能是一条安静的小巷，偶尔几声车响；他失眠，窗外连同全国的风吹草动，都像在玻璃那一层薄薄的反光里晃了一圈。 对四亿多睡不着的人来说，枕边放一颗药，是一份个人心事；对他来说，几只玻璃瓶挨在一起，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站在今天回头看，那几只玻璃瓶静静躺在展柜里，提醒人们注意一个常被忽略的角度：高处的光亮背后，也有漫长的黑夜。 毛主席几十年和失眠纠缠的经历，不是旁人可以随口评判的故事，却足够让后人多想一句：当一个人把国家、战争、粮食、会场上的每一个眼神都记在心里时，他还能睡得多死心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