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医院门口被打死，凶手只判10年？司令暴怒：这官司我打定了 1983年的西北，风里带着粗砺的沙子。兰州城里，一家法院的审判庭气氛有些异样。法官手里的法槌落下，“咚”的一声闷响，像是在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上，盖下了一个轻飘飘的、甚至有些滑稽的章。判决词念得很快，几个关键词刺耳地蹦出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有期徒刑十年。 旁听席上，几个穿着旧军装、腰背却挺得笔直的老人，瞬间僵住了。他们脸上深刻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此刻每一条纹路里都填满了震惊和愤怒，紧接着，是巨大的悲凉。十年。就十年。一条命，一个从1933年就提着脑袋跟红军干革命、从雪山草地的鬼门关爬出来、在河西走廊马家军刀口下捡回一条命的老兵，最后，就值这个数。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死的老人叫侯玉春。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一家医院看大门。日子平静得像秋后的池塘。谁能想到呢？那天傍晚，几个喝多了酒、浑身冒着蛮横劲儿的年轻混混，也不知怎么就和侯老汉发生了口角。或许是他拦了他们的路，或许是他们嫌他多看了两眼。冲突猝不及防地升级了。拳脚，棍棒，雨点般落在这个枯瘦的老人身上。他倒下了，倒在那扇他守护了多年的医院大门前，身下的血泊在昏暗的路灯下，黑得吓人。送到急诊室时，人已经不行了。医生的诊断冷冰冰：多处脏器破裂，颅脑损伤。 消息传到那些还活着的西路军老战友耳朵里，先是死一样的沉默，然后有人开始哆嗦，不是怕，是气得。爬过雪山的人，冻掉脚趾头没哭过；走过草地的人，看着战友陷进泥沼没哭过；河西走廊被打散了，一路乞讨找部队，没哭过。可听到侯玉春这么个死法，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凑在一起，眼圈红了，拳头捏得嘎嘣响，却不知道砸向哪里。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段，离兰州不远的祁连山某处上空，一架草绿色的军用直升机像一只沉重的铁鸟，在凛冽的山风里盘旋。机舱里，站着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这位以火爆脾气、敢打硬仗著称的开国中将，此刻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只有紧抿的嘴唇和如鹰隼般扫视着下方山川的目光，透着一股沉重的力量。 直升机选了一块相对平缓的坡地，艰难地悬停。郑维山没有让飞机降落，这里太陡峭了。他推开舱门，巨大的气流卷着他的军大衣下摆。他亲手拧开一瓶茅台的盖子，没有说话，没有仪式，就那么迎着风，将清冽的酒浆洒向脚下的莽莽雪山、无垠荒漠。一瓶，又一瓶。酒瞬间被风吹散，仿佛被这片沉默而饥渴的土地，连同那埋骨于此的三万多名西路军将士的魂灵，一同吞咽了下去。 这一幕，太撕裂了。一边是侯玉春，一个代表历史伤疤的符号，在和平的阳光下，无声无息地倒在街头暴力的血泊中，身后评价轻飘飘——“那个看大门的老头跟人打架死了”。另一边是郑维山，代表着国家与军队对那段惨痛历史的官方追忆与最高规格的缅怀，用茅台酒祭奠着集体的忠魂。活着的个体被遗忘、被践踏；逝去的群体被纪念、被尊崇。这其中的错位与荒谬，让人心口发堵。 郑维山回到军区，关于侯玉春案的详细报告已经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薄薄的几页纸，他看了很久。看到侯玉春简单的生平：1933年入伍，红四方面军的，三过雪山草地，西路军失败后沿途乞讨，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延安，解放后因为没文化，身体也垮了，就在地方上安排了个普通工作，直到去看大门……看到案发过程那几个混混嚣张的供述，看到法院那基于“双方冲突”、“认罪态度尚可”等理由的判决书。 “啪！”郑维山一巴掌拍在厚重的橡木办公桌上，茶杯都跳了起来。他额头青筋暴起，对着在场的参谋和工作人员，声音因为极力压抑愤怒而嘶哑：“这是什么判决？！这叫公正吗？一个为革命流了一辈子血的老兵，就这么白白死了？凶手十年就完事了？这是什么道理！”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有人小声提醒：“司令员，这……这是地方上的司法案件，我们军队……不便直接干预。” “不便干预？”郑维山猛地转过身，眼神像刀子，“什么叫干预？这不是干预！这是讨个说法！侯玉春首先是我们的战友，是我们的兵！他穿上这身军装的时候，就把命交给国家了。现在国家太平了，他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被几个社会渣滓随便拿走？” 他喘着粗气，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每一步都踩得地板咚咚响。“西路军的悲剧，是我们心里永远的痛。活下来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国家困难，给不了他们荣华富贵，我们能理解。可最起码的尊严呢？最起码的安全呢？让他们活着看到太平盛世，就是为了让他们在盛世里，被小混混打死在街头吗？！” 他站定，斩钉截铁地对秘书说：“记录！以我个人的名义，也以兰州军区很多老同志的名义，给我联系最好的律师。这个判决不公，老子要跟他们打官司！一级一级打，打到北京去也要打！我就不信，这天下没有说理的地方了！我们当年打仗，就是为了建立这么一个说理的地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