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共豫北组织部部长吴蓝田，因和多名女干部乱搞男女关系，和敌伪暧昧不清被警告。而他执迷不悟叛变投敌，并扬言:“共产党不让我好活，被我捉住的共产党也别想好死！” 如果有人说，一个人能把自己的人生风风火火地活成三部大片——主角开局正气，剧情拐着弯堕落，结尾囚衣加身还让人唏嘘，那滑县的吴蓝田，绝对算得上一号狠角色。 1957年春天，滑县人民大礼堂里，来的人挤得人头攒动，不仅是冲着“公审”这场大戏，更是为了亲眼看看那个从红到黑、从台前到幕后，把自个儿命运活成反面教材的倒霉蛋。 年长的老乡，大多还记得当年那个风头无两的“吴部长”。 从青年支部书记，一路做到豫北组织部长，走到权力高处，端的是美风光。 可谁能想到，台下站着这么多人，只有他低头不语，死死攥着裤腿，那会儿台上台下，空气都紧张得要命。谁能想到，头顶光环下，已是泥潭深陷。 1911年，吴蓝田出生在滑县一个土里扒食的农家。 他天资不差，早些年混成省立第一师范的高材生，这事搁那会儿不夸张就叫“人中龙凤”。 大学刚毕业没两年，他嗅着时代的风，投身革命，二十岁的年纪就挑了支部书记的担子。再后来，成了豫北一把手，谁见了不叫声“吴部长”。 可吴蓝田的麻烦，从来不是工作，而是人，确切说，是和女人、权力的那点事。 他嫌弃旧社会给安排的媳妇，看上了同路的女干部陈克勤，日子安稳没几天，掉头又和王姓女干部扯不清。 1939年，地委领导王从吾公开批他越界，他不服，还越整越来劲，把激情拉到干部培训班，和女学员明目张胆的腻歪。 组织本想着既然管教不住，就安排他到接敌区敲打敲打，说不定能收敛。 可谁知道，他反手带着情人、勾结起反动头目，把纪律和底线踩在了脚下。 冀南组织部长于光汉远道而来，生气得喝了几杯闷酒才下达命令，必须召开支部大会，公开批他。 会上一众人一夜没合眼，只盼着他能迷途知返。可吴蓝田表面认错，心里却念头越来越深：这班里没有能治住我的。 结果到了1940年农历三月三，他带着全部家当倒戈投敌。自此一脚踏进泥坑，再没回头路。 他不是“小打小闹”，投到日军后，立了牌坊。当了“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的团长，成了一杆针对共产党人的屠刀。 后来那场“四一二大扫荡”，就是他领着日军把豫北变了天。 老百姓见他都恨得咬牙，哪还有什么“吴部长”，只有“汉奸”，喊一声都嫌脏嘴。 翻脸不认人的，还不止于此。他对过去的同志下手尤其狠。 聂元昂，曾是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吴蓝田茶余饭后谈起都是怒气，竟下令杀人家侄子，甚至去绑架那位八十多岁的聂母。 连自己的老师贾潜也没放过，抓了全家只为威胁，不给钱就逼死母亲，还拿大活人要钱，没人性得让人腿肚子抽筋。 五年里，他的队伍杀得没人样，酷刑用得发明家都自愧不如。 有人试图逃跑，脚筋一刀挑断；有人只因不开口，活埋都试过；挖眼、割鼻又割指，那些招儿听着都让人害怕。 老百姓都说，这伙人怎么能走上这路？偏偏他还自以为聪明，觉得没人能收拾他。 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1945年抗战胜利，吴蓝田没熬住。 他自己也清楚，在日军倒台后，混国民党保安队，想着还能苟且。 可1949年国民党一败涂地，他再也捞不到一根救命稻草。 走到这一步，这人脑袋不笨，一家老小拉到南京，然后又换了个地儿藏到上海，化名为“吴金山”，白天卖鞋做脚行，晚上嘱咐家里谁都不能多嘴，外人问起也只能说“小妾是家里‘妹子’”。 在这人身上，最难得是防范意识。即便多年后天罗地网，他都能伪装得像模像样，但细节还是漏在生活里。 北方腔调怕人听出来，只找南方人扎堆的地方躲，和老家亲戚联系，一再强调不能主动找他，这股神经过敏劲头，活脱脱一个电影里的反面人物。 可别以为这样的手段能骗过时间。原地委书记王从吾、聂真等建国后都手握要职，看他没消息，一纸举报送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案头。 这封信拍桌敲定，一定查到人落网为止。专案组查得比侦探小说还细，蹲点窃听、信件过筛，最后把他在上海的行踪全扒了出来。 1957年春，滑县的大礼堂里，围观的百姓比庙会还多，三教九流齐聚，只为看清这个曾经站在光里的叛徒，到底变成了什么德行。 审判席上，他脸皮再厚也抬不起头。 他的故事，也给后来人提了醒。不是所有走在红旗下的人，心里都红。 信仰能养人，但经不起践踏，当信仰和私欲交手时，如果不敬畏，结局不会好看。   信息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多名高级领导人向罗瑞卿检举这个八路军叛徒，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2020-02-22 14:57:27